怎麼看？北約新設諾福克聯合部隊司令部，增設網絡空間和太空作戰中心

不久前，北約宣佈其戰役級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諾福克聯合部隊司令部，正式具備初始運行能力，標誌着北約新一輪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已全面步入縱深階段。這是冷戰後北約第4次指揮體制重塑，折射出北約對其自身安全環境的新考量和軍事手段運用的新設計，也勢必對本就緊張的國際局勢產生一系列衝擊和影響。

擴充各層級聯合指揮機構

冷戰結束以來，北約對其指揮體制先後進行了3次大幅調整，不僅將各級司令部數量由冷戰結束時的33個逐步精簡為7個，指揮機構人員由2.2萬餘人大幅裁減為7000餘人，而且還取消了基於地域劃分的多層級體制，確立了以職能任務為主的“戰略—戰役—戰術”三級指揮體制。

但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給北約指揮體制持續“瘦身”的趨勢踩下剎車。2017年11月，北約理事會決定，在保持既有指揮機構穩定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優化作戰指揮體制，由此拉開了北約新一輪指揮體制改革的序幕，而擴容成為此次改革的顯著特徵。

一是擴充作戰指揮機構數量。戰略指揮層，北約在現行唯一的戰略級作戰指揮機構——盟軍作戰司令部內增設了網絡空間作戰中心；戰役指揮層，新設諾福克聯合部隊司令部；戰術指揮層，在德國烏爾姆成立聯合支援與賦能司令部。另外，北約近年來還在東歐增設了3個師級陸上司令部，並在8個東部成員國各建立了一個前進指揮所，重點加強東部前沿地帶的陸上指揮。

二是擴大指揮機構人員編制。本輪改革，北約計劃增加1200餘名指揮與參謀人員。除新設指揮機構的人員外，北約還正在對原有的戰略、戰役、戰術三級司令部進行人員充實。由於本輪改革新增指揮機構大多部署於歐洲，因此指揮與參謀人員也多由歐洲國家派出，這對北約內部美歐力量平衡有着特殊的意義。

兼顧各方訴求，提升指揮效能

在北約的發展問題上，歐洲盟國與美國的觀點並不一致。歐洲多數盟國更希望將聯盟防務重心置於集體安全防衞，並欲借北約資源發展歐洲獨立防務；美國則執意將北約打造成全球性軍事組織，作為其維護全球霸權的工具。

在各方裂隙日深的背景下，擴容指揮體制兼顧了各方訴求，不僅能增強集體防禦的能力和信心，緩解歐洲各國的“恐俄症”，還能加大對俄羅斯的正面牽制，從而勉力維持聯盟凝聚力。

在滿足各方利益訴求的同時，北約推動指揮體制改革還意在提升聯盟軍事行動能力。

一方面，提高戰備組織水平，強化快速部署。2014年後，北約制定並多次修訂戰備方案，不僅加強了在東歐的前沿部署，還要求快速反應部隊在2至7天內分批部署到位，後續增援力量在30天內能再部署30個機械化營、30個空軍中隊、30艘作戰艦艇。這對盟軍兵力投送的組織與協調提出了極高要求。而新設各級指揮機構，目的之一就是有效組織跨境兵力投送和進行前沿協調接應，保證盟軍主力在戰時迅速部署和投入交戰。

另一方面，增強指揮控制效能，密切作戰協同。諾福克司令部主要職責就是維護大西洋海上通道安全，並抵禦北大西洋高緯度區域的海上威脅；烏爾姆司令部負責保障歐洲陸上通道的暢通，兼顧中歐、西歐的後方防衞行動。二者與既有的布林瑟姆、那不勒斯兩個戰役司令部有力配合，形成海上與陸上、前沿與後方的多方向作戰協同。而網絡空間作戰中心既可擔負起網絡空間攻防及態勢感知等任務，又能提升盟軍在多個作戰域戰術行動的協同水平，為盟軍的跨國、跨軍種精確協同增添網絡賦能。

加劇地區與國際緊張局勢

隨着指揮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入推進，北約下一步可能還將增設太空作戰中心等新指揮機構。可以預見的是，北約在重塑自身的過程中，對歐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勢也必將產生深刻影響。

一方面，將進一步激化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矛盾，導致雙方博弈較量持續升級。克里米亞事件後，北約進一步加大對俄軍事壓力，俄羅斯也針鋒相對強硬回應。相對於此前的對抗舉動來説，北約指揮體制改革具有戰略性和深層次的作用，對俄形成持續性威懾。俄羅斯自然不會忍氣吞聲，為避免處於被動，可能會有所回應。

另一方面，可能滋長北約域外軍事幹預行動的傾向，助長美國軍事冒險的可能。北約進行指揮體制改革看似意在強化集體防禦，卻並不意味着會將軍事資源和注意力只集中於歐洲。近年來，印太地區逐漸進入北約視野。這固然因為歐洲國家依賴從波斯灣到地中海的能源供應，對西印度洋的安全形勢格外關注，更主要的原因則是美國不遺餘力地鼓吹印太戰略，鼓動北約成員國和夥伴國更多地參與印太安全事務，強行推動聯盟向東邁進。

因此，北約指揮體制改革在懾止俄羅斯西進的同時，也可能對歐洲之外的地區產生影響。一旦合適的藉口出現，北約當年插手利比亞戰爭的模式很有可能會複製——部分成員國和夥伴國打着北約的旗號，藉助北約的指揮機構組織實施域外軍事幹預行動。國際社會對北約此次指揮體制改革，還是應加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