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榮：歐洲文化融合實踐失敗了嗎

奧地利維也納週一遭遇血腥襲擊，據稱被擊斃的槍手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支持者。之前法國發生過“斬首”慘劇，兇手是在法國長大的車臣裔男子。在維也納突發恐襲之後，法國總統馬克龍説：“這就是我們歐洲現在所處的情況。”在歐洲大國常常宣揚開展文化融合實踐的背景下，這類因為文化衝突導致的暴力事件依然屢見不鮮，歐洲的文化融合實踐失敗了嗎？

法德英等歐洲大國都經歷過一段悠久的移民史，由此也形成它們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如何保持社會團結，始終是擺在它們面前的一項艱鉅挑戰。對此，法國採用的是同化政策，德國盡力讓移民保留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英國則嘗試讓外來族羣同等地參與政治過程。但是，這些做法在實踐上均難言成功，最後帶來的多是社會的撕裂、外來少數族羣的異化以及本國人的不滿。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歐洲大國對於融合成功與否更多采取的是經濟實用主義的視角。歷史上，外來移民的湧入緩解了歐洲大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為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與此相應，歐洲大國致力於向外來移民提供語言課程、受教育機會，並幫助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移民如果可以不依靠歐洲大國的社會福利而自行謀生，就被認為是融合成功了，歐洲大國並不苛求外來族羣在更高層次上的融合。

其次，歐洲大國內部對於文化融合的目標及其方式缺乏共識。“多元文化主義”曾經一度被認為是解決歐洲社會多元文化帶來問題的良方，但是，機械地實施形式上的多元政策，結果卻是造成相互疏離乃至排斥的平行社會的形成。由此，“多元文化主義”宣告失敗，取而代之的是對移民接受主導文化的要求。但是，德國曆史上圍繞“德國主導文化”的討論，不僅沒能凝聚德國社會在移民融入上的共識，反而加深了“我們”與“他者”之間的對立。此外，它暴露出德國社會在文化融合上的單向思維，即外來移民必須適應“德國主導文化”，而不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

再次，歐洲大國移民融入政策的前後矛盾性越發凸顯。法英德等國都曾實施過對外來移民及其文化更包容或寬容的政策，但是，在國內問題頻發的情況下，它們都對移民採取了趨於嚴苛的政策。尤其是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以來，難民與移民已是歐洲政治中無法迴避的問題。面對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崛起，法德英等紛紛收緊移民政策，並對外來族羣提出更高的融入主流社會的要求。在難民危機中接納最多難民的德國，也從對難民實行“歡迎文化”，轉向收緊邊境，並對已入境難民實行“促壓結合”的政策，其實質是要求難民接受“德國主導文化”。

最後，歐洲大國政府實現文化融合的行動空間受到限制。在暴恐襲擊接連不斷髮生後，歐洲大國民眾逐漸將難民、移民與恐怖主義關聯起來，難民、移民問題的政治化、安全化伴隨着其污名化，進一步限制了歐洲大國政府的融合努力。與此同時，歐洲社會越發認為有移民背景的人未能成功融入，責任主要在他們身上，而不是移民政策存在缺陷，例如移民家庭集中在特定的問題城區，抑或由於外語課程供給不足造成的語言和就業等問題。

在歐洲大國經濟因各種危機如今遭遇困難的情況下，它們能夠向移民融入投入的資源越發捉襟見肘。不僅如此，在右翼民粹主義的炒作下，認為移民在獲得資金救助、住房供給、公共服務等方面受到優待的人也不在少數。加之，全球化背景下網絡信息四通八達。移民在政治和經濟安全感、獲得感缺失的情況下更傾向於在賽博空間通過母體文化尋找精神寄託，也就更難建立對移民國的認同感，極端思想更容易乘虛而入。

移民的融入、文化的融合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的長期過程，需要政府保持連貫的融入政策。尤其是在遇到像新冠疫情等危機的背景下，歐洲大國政府容易忽視移民融入問題，而這些來自異域文化的底層人物此時更需要融入幫助，如果他們的訴求被忽視，他們對自己被邊緣化的不滿情緒會進一步放大，就更容易引發惡性暴力事件。

此外，文化的融合以文化之間的平等相待和互融互鑑為條件，為此，歐洲大國的文化融合想要獲得成功，就必須放下它們潛意識裏的文化優越感，以一種開放的姿態與其他文化進行對話互動。法德英等歐洲大國常常在對外交往中，突出“歐洲的方式”（European Way），這其實也是歐洲的文化優越感在作祟，從文化融合的視角出發，恰恰需要的是一種“求同”而非刻意“求異”的相處之道。（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