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應對西方輿論打壓不妨“化整為零”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持續打壓中國駐美媒體機構，從國家級媒體延展至地方和專業性媒體的範疇，並有可能引發其他一些國家的連鎖式效仿，從而導致我國對外傳播事業遭遇系統性的風險。面對美國發動的“媒體戰”不斷升級，一方面我們要堅持有理有節的反制與還擊，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在戰略和戰術上作出調整，把為對外傳播媒體機構的應急式“紓困”作為新契機，推動智媒時代我國對外傳播的全方位升維。

在互聯網空間內，新冠疫情加重了社交媒體網民的不確定心理，極端化言論反而能賦予人安全感。於是，在“後真相”的情緒化言論主導下，假新聞和黨派攻訐正成為社交媒體空間內的基調之一。在此背景下，“對沖式”話語和口水戰很可能引發更為激烈的平台打壓和輿論反彈。

當前我國對外傳播面臨的挑戰主要是中美關係和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所致，另一方面，在對外傳播機構頻頻受到外力打壓時，提升自身內容在渠道中的“可見性”，也成為後疫情時代對外傳播的要義所在。

所謂“平台”是在網絡化生存中起到樞紐作用的基礎設施。平台化社會中，技術運用同質化、文化表達多樣化、信息傳播全球化以及社交羣聚本土化等特徵共同主導了新聞傳播的理論與實踐，深刻影響着國際傳播和公共外交的表達邏輯。

社交平台的普及也為數字公共外交的興起提供了技術基礎。媒體通過對於即時數據的應用，可以對受眾媒體偏好進行及時反饋，實現“定製化傳播”，增強內容分發和傳播的效果。在此形勢下，對外傳播主體要以平台化思維來調整戰略佈局，淡化“中心化”色彩，開展“去品牌化”的節點式傳播，將主編、記者、評論員等專業角色重塑為適應新形勢的KOL（關鍵意見領袖）型傳播主體。相比於機構賬號，個人賬號能夠提升內容的可見性和互動性，同時提升用户的參與意識。

打造個人化的KOL矩陣是實現數字公共外交“定製化傳播”的有效路徑，從“一國一策”“一區一策”再細分化為“一羣一策”。以機構為主體的對外傳播實踐往往將受眾視為“鐵板一塊”。實際上，西方國家內部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族裔的KOL在對外傳播網絡中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以美國社會為例，其本身具有多元化的社會結構背景，不同社會羣體及其相關次生議題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了相互制衡和掣肘的作用。以本土化和定製化的思路發掘KOL的社羣屬性，重視不同社羣之間的議程互構和對本土化議題的介入，從而將單向度的機構思維轉變為多元化的平台理念，針對特定受眾羣體開展定製化傳播，這可打破少數政客設置的意識形態話語陷阱，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復調傳播的聲勢和聲量，從而避免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上出現“説了白説”的被動局面。

在當前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不確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我國對外傳播媒體一方面要保持戰略定力，採用更加靈活的方式主動“紓困”，秉持世界主義立場，積極化解西方政客挑起的“意識形態新冷戰”的風險。另一方面也要抓住這一歷史契機，解決長期以來積累的結構性矛盾，推動“升維”——由傳統媒體1.0向網絡媒體2.0再向“四全”（全程、全息、全員、全效）平台媒體3.0升級，在智媒時代信息戰和輿論戰中進一步提高媒體國際傳播的公信力、感召力、影響力和引導力。（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