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疫情之下，全球治理向何處去？

就在美國大選投票成為輿論關注焦點之時，11月4日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巴黎協定》。不過，就在當天晚上，有希望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宣佈，如果自己勝選，執政第一天就會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不僅如此，拜登在此前演講中還曾表示，會把特朗普政府退的其他“羣”也重新加回去。這其實引出了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在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和新冠疫情的多重衝擊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未來該怎麼辦？

全球治理基本失效了，這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對失效的原因、本質和應對手段認識則不同，三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特朗普政府抱怨“不合算”，怪罪“變天了”，秉持“美國優先”、“我來治理”理念，“重啓”全球治理，排斥中國；歐盟則認為需要“重新平衡”全球治理的權力與義務，以多邊主義推歐盟規範；中國認為全球治理存在“赤字”——能力、機制與觀念的赤字，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觀。以全球貿易為例，當今世界存在三大全球經濟治理觀：第一種是美國強調的基於美國優先的公平貿易，第二種是歐洲強調的基於規則的自由貿易，第三是中國強調的基於開放包容的共享貿易。

未來的全球治理向何處去？為什麼這次疫情沒有像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帶來全球治理協調？因為那是資本全球化。作為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激活了G20。現在，新冠疫情提示我們進入了人的全球化階段，而80%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在全球治理的話語體系中是“沉默的多數”。所以，美國如今反對全球化，不是反對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對自己不能主導的全球化——就像拿華為“安全問題”説事，另起爐灶，推行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國化”、搞脱鈎，打造排斥中國的全球化，導致全球治理無法協調。

以系統論的角度來分析，全球治理眼下在主體、客體、過程和環境四個層面面臨挑戰。

從主體上看，就是主體多元而機制比較單一。主體包括主權國家，但是還有很多國家命運沒有掌握在自己手裏。世界貿易組織（WTO）160多個成員，仲裁上訴機制一旦停擺就帶來麻煩。主體多元導致利益多元，但是機制比較單一，矛盾就比較明顯。我們強調多邊主義，但是有些國家根本不在“邊”裏面，或者不靠“邊”怎麼辦？而且，多邊主義的“多”也是有限的。

從客體看，就是問題多多，要“一石多鳥”。民粹主義主導了一些國家的政府，部分發達國家危機重重。比如歐盟現在很少談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就是因為現在問題多，自顧不暇。以有限的選擇工具和財政預算，去滿足各個利益團體的訴求，就會顯得捉襟見肘。還有一些國家內部沒有治理好，功課沒做好，把問題甩鍋給外界、製造麻煩。

從過程看，目標和實際能力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中國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但是美國態度是“與我的盟友共商共建，須以我為主導”。所以，“共”只有上升到人類層面才不是排他、封閉的，各種區域主義、共同體只有上升到人類層面才具有最高合法性，也才是可持續的。

從環境看，內外夾擊。因為現在技術的發展是橫向互聯互通，解構原來那種縱向的治理模式，如區塊鏈、萬物互聯技術。那麼，如何懲罰那些任性退出全球化或者説不負責任的主體呢？人權問題則是另一個癥結，在數字化時代還與隱私權保護、數字規則制定掛鈎，有舊瓶裝新酒的意味。

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主要麻煩，是美國人的全球治理觀很少會問：“誰的全球化”“為誰治理”“誰的全球治理”“靠誰治理”這些根本性問題。

疫情危機標誌着40年前隨着“里根—撒切爾革命”誕生的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終結。疫情強化了政府的力量，侵蝕了已動搖的全球化根基，使小政府和自由市場變得不合時宜。疫情暴發後，歐洲誓言要不惜一切代價強調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中國市場紅利下降也為此提供合理性藉口。然而，歐洲無法實現供應鏈本土化。在這種情形下，中歐作為世界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主張什麼、反對什麼、合作什麼，具有世界意義。中歐數字夥伴、綠色合作伙伴是人類文明轉型的引領。在歐盟提高其2030年氣候目標後，中國做出了致力於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這增加了兩者之間建立強有力經濟聯盟的可能性，該聯盟將覆蓋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它向唯一尚未確定減排目標的排放大國——美國發出了明確的信號。人類正從信息時代邁向數字時代，從化石文明邁向後化石文明，中歐是人類新文明的規則制定者。

首先，疫情推動全球化走向“全球地方化”，全球治理也走向“全球地方治理”。為此我們要強調內外統籌、命運與共，協調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解決國內和國際上的治理赤字，這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命運與共就強調了經濟安全應該是統籌的。發展是解決問題的總鑰匙，但是美國經常以“安全”來破壞發展，全球治理變革應破除一個悖論一一“安全靠美國，發展靠中國”，實現安全與發展治理的統籌。

其次，推進全球地方化的治理，就是區域性、跨區域性之間的主體能夠通過互聯互通，建立全球夥伴網絡。這正是“一帶一路”所推進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崇開放的區域治理模式。

最後，國內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世界範圍以人類共同體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觀，是中國倡導的全球治理核心價值觀，追求的是一種全球公共產品，全球公共產品應該是亞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 highest goods）或孔子的“止於至善”——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區域性的共同體和排他性的、封閉性的追求，這是最大層面上的包容。（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