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鳳英：全球化回不到過去，我們需向前看

隨着本屆美國大選接近尾聲，輿論對新一屆美國政府的政策討論也隨之展開。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近日發表文章稱，美國人本質上依然是國際主義者，並不贊成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機構與全球治理項目主任帕特里克也撰文表示，新一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對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轉，“美國會重新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邊機制《巴黎協定》，逆轉特朗普退出世界衞生組織的決定，並重回伊朗核協議以恢復美國在核不擴散中的信譽”。那麼，隨着政府換屆，美國將會重新回到多邊機制當中嗎，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對立態勢又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首先，經濟全球化是客觀現實和歷史潮流。儘管近年來一些國家單邊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沉渣泛起，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和回頭浪，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沒有逆轉，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已經由政府政策上的舉動、跨國公司的聯動等人為驅動，全面向技術數字化、互聯化、智能化方向的技術驅動轉變，5G時代以及大數據、雲計算技術支持下的物聯網比互聯網連接更緊密，未來將不是某個人、某一國想不想要互聯，而是個人或者國家能否孤立於全球化之網外而繼續生存發展的問題。這是我們對全球化趨勢不會隨着哪一個國家政府更迭政策改變而改變的信心所在。

其次，新一屆政府可能推動美國的外交政策向“多邊主義+美國利益”的方向轉變。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既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機制，也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的重要場合。氣候變化是民主黨一直重點關注的議題，重新恢復與世衞組織的合作也符合新一屆政府把應對新冠疫情作為上任頭等大事的需要。因此，新一屆政府領導下的美國外交很可能總體回到多邊主義，回到特朗普政府之前退出的機制當中。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全球化回不到過去，美國也回不到過去。新一屆政府背後，美國政治精英對世界及全球化的一些認識在過去4年中有逐漸固化的趨勢，雖然兩黨在很多問題上有分歧，但前一屆政府已經取得成果，符合美國利益的鋪墊、做法，新一屆政府沒有理由放棄，而是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做更具全面性、系統性、持久性、制度性的政策調整，並在與盟友的多邊合作框架下建立一個更有利於美國的世界。而特朗普政府施政風格的跳躍性，事實上也為新一屆政府閃轉騰挪加以利用提供了相當大的空間。

因此，我們很可能將面對一個回到多邊機制，但在多邊的程序、規則和秩序當中保留一些“特朗普主義”色彩的美國。在一些全球性問題上，新一屆政府有可能説而不做，或者既不説也不承擔。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目前各方都預測新一屆美國政府會回到氣候變化的國家合作中去，但我們也要看到，正是在民主黨政府時期的1998年，考慮到參議院的態度，參加談判的時任副總統戈爾象徵性地在《京都議定書》上籤了字。如今新一屆政府與當年所面臨的國內環境已經大不相同。《巴黎協定》中有關發達國家繼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的規定，以及對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作出的絕對值要求所涉及的碳排放、新能源政策變化成本和相應經濟面臨壓縮的問題，都是影響新一屆政府積極重回協定犧牲部分利益承擔責任的因素。在國際貿易上，帕特里克在文章中也承認，新一屆政府與特朗普的分歧不會那麼戲劇性。美國未來將加強與世貿組織的合作，“退世”的情形大概率不會發生，但會推動WTO改革朝着有利於美國的方向前進。談判數年，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停滯的跨大西洋夥伴協議很可能迴歸，考慮到協議的排他性標準（沒有一個新興市場國家被列入其中），其存在本身就是對WTO現有機制的某種針對。最後，保持定力，辦好自己的事。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建議中強調，“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因此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於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局”。中國不可能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因此，強調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合力，也是保持定力，辦好自己的事的題中之義。（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