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美俄關係面臨“再校準”

雖然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尚未“官宣”，但從主流媒體和多國領導人的表態看，美國即將正式進入拜登時代。回顧過去四年的美俄關係，可以説雙方一直在尋求某種突破。尤其今年以來，美俄領導人共憶“易北河精神”，試圖通過能源、抗疫、軍控等議題尋求破冰契機。但從拜登已有表態和民主黨以往對俄政策來看，“俄羅斯威脅”或將成為他和民主黨凝聚跨大西洋共識的重要依託，美國可能迴歸對俄擠壓以及“遏制+削弱”的傳統戰略取向。具體而言，接下來的美俄關係可能面臨以下調整。

首先，重塑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前沿威懾”能力成為首選。過去四年美國政府雖然沒有改變對俄製裁大框架，但在“援歐抗俄”方面鮮有動作，期間還多次對俄釋放緩和信號。不過同時，它又對歐俄任何的“走近”保持警惕，甚至不惜就“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發起制裁。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導致本已承壓的美歐關係雪上加霜，作為跨大西洋聯盟主要載體之一的北約一度被稱“腦死亡”。

最近，拜登對俄羅斯在美國對外關係中的定位引起廣泛關注，他説“從對國家安全和盟友關係的破壞性來看，俄羅斯是美國的頭號威脅”。不少分析認為，與現任政府的模糊性對俄政策相比，拜登或將改變特朗普政府視盟友為“負資產”的定位，增加對烏克蘭、波羅的海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支持，強化這些國家作為“抗俄一線”的定位，通過塑造“共同威脅”來重振北約內部凝聚力。同時也藉此削弱歐洲在政治外交上的獨立自主性，將歐洲的對俄政策捆綁在美俄關係之上。

其次，強調結構性矛盾和價值觀衝突，重繪對俄政治“紅線”。美國戰略界普遍認為，本屆美國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導致民主價值觀在世界範圍內遭遇危機。拜登在競選中已多次強調，將構建由民主國家組成的“統一戰線”。美前國務卿希拉里也曾表示，重建美國國內和同盟國家之間關於民主價值觀的共同認知將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

因此，如果拜登執政，他大概率會將美俄關係定義為“民主與專制”之爭，強化美歐對俄製裁的同步性，突出烏克蘭問題和“普京路線”等美俄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利用俄對後蘇聯空間掌控力衰減推動“新型顏色革命”，將民主、人權等問題作為延續美俄對抗主基調的動力。

第三，對俄在美國大選中的所謂“干涉”進行報復。民主黨認為俄羅斯發動的網絡戰、輿論戰導致希拉里2016年時“惜敗”。今年9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指稱俄政府支持的黑客組織通過散佈虛假消息“詆譭”拜登，試圖削弱選民對民主黨的信心。拜登本人在競選中也曾要求政府借鑑“9·11”事件調查委員會模式，對俄干預美國大選進行獨立調查。因此，不能排除拜登將來會啓動“通俄門”調查2.0版，以調查“干預選舉”為由壓制有關放鬆對俄製裁、緩和美俄關係的內部呼聲。

除了主觀因素，美俄關係還受制於諸多客觀條件。本輪美俄關係惡化的週期始於2011年俄國內爆發的數次反政府示威遊行，並在2013年烏克蘭危機後急轉直下。而合作“空心化”問題，是美俄關係屢次重啓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兩國在反恐、軍控等傳統領域的利益交匯不斷縮小，而在經濟、金融、科技、教育、文化等“低政治”領域的合作又長期疲軟。比如2019年美俄雙邊貿易額僅為270億美元左右，脆弱的利益嵌入關係伴隨着新矛盾點增加必然迅速瓦解。

而在觀念認知上，美俄關係也始終無法抹去“冷戰遺留”的印記。美國部分精英仍堅持“歷史終結論”作為對冷戰和蘇聯解體的基本認識，以“勝利者”和“失敗者”的二元對立視角處理雙邊關係，美前總統奧巴馬關於俄是“地區大國”的認識，間接造成俄以拓展地緣空間維護“世界大國”地位的強烈需求。在俄看來，結束冷戰是蘇聯主動做出的戰略選擇，俄應繼承蘇聯作為世界大國的“身份遺產”，全面參與世界政治、安全、經濟等體系的構建，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東歐、中亞等蘇聯傳統地緣影響範圍的動作尤其反感和警惕。兩國全方位的認知差異不但延伸至政府的行為方式上，也貫穿於其他政治精英和社會輿論的話語體系中。

不過，也需看到國際格局變化下美俄存在“有限妥協”的新需求。美前國務卿舒爾茨、前國防部長佩裏等百餘位前政要和著名學者今年8月曾聯名發表《重新審視對俄政策的時機已經到來》的公開信，呼籲美國政府採取措施改善俄美關係。美戰略界一些人認為，需要尋找有限的對俄妥協方式，尤其要瓦解中俄“準聯盟”關係。比如美前駐歐盟大使詹姆斯·杜賓斯就説，美國可以借鑑冷戰經驗以威懾、信息戰和聯盟體系等方式遏制俄羅斯，但“中國帶來的挑戰難以單獨應對”。

俄羅斯從總理普京到外長拉夫羅夫等都已明確表態，要對美國挑撥中俄關系保持警惕。即便如此，可以預見的是，拜登如果上台還是可能利用俄對《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續約需求，尋求與俄在全球戰略穩定、北極合作、降低軍事衝突風險和危機管控等有限議題上開展合作。（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