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愛國者治港”的標準更清晰了

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對特區立法會議員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做了進一步明確。作為一部具有法律性質的文件，這個決定是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的進一步細化，也符合包括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在內一系列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的法律和決定。“愛國者治港”的法律標準更清晰了。

對擔任政府重要公職者的條件依法進行審查，是古今中外所有國家的通例。很難想象有哪一個政府會容許心懷叵測、反對本國家本民族，甚至勾結外部敵對勢力危害自己國家的人擔任重要公職，那將會是對本國民眾的不負責任。公職人員享受來自納税人的薪俸，參與管理社會，必須服務人民，這既是現代各國法律所規定的基本底線，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倫理和個人操守。即便是不擔任公職，心懷異志、背叛國家甚至裏通外國，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必定為其主流價值觀所唾棄，並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自由”“正義”為標榜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儘管條文寥寥，篇幅不長，也近10次出現“叛國”字眼。就連貴為第3屆美國副總統的阿倫·伯爾（Aaron Burr），也曾以涉嫌叛國而兩次被捕，只是證據實在不足，才僥倖逃脱，但也是落得聲名掃地、晚景淒涼。就連不一定擔任公職的移民，美國也要求進行入籍宣誓，要效忠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必要時還須拿起武器為美國戰鬥。

同任何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一樣，中國法律對擔任重要公職者，也同樣有明確的政治倫理要求。憲法在序言中三次提到“愛國”，在第24條中，也明確規定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香港是中國的香港，當然也不能例外。雖然香港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在有些方面不同於內地，但在愛國的精神內核上，應該是隻有一國之同，不應有兩制之別。香港基本法在序言中講得很清楚，根據憲法第31條的規定，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充分體現了國家對香港同胞的信任。早在1984年6月，鄧小平同志就強調，“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這話很明確，一是，由“香港的中國人”來管理香港；二是，“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這個精神的具體體現，就是基本法第104條，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規定。正是堅持“愛國者治港”，迴歸23年來，“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香港維持了繁榮穩定。但遺憾的是，近年來，由於美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加劇對香港的滲透和干預，以及一些香港人士古怪的“戀殖情結”，甚至勾結外部勢力，意圖引狼入室，甘為敵對勢力馬前卒，導致香港問題頻頻，直至發生了2014年非法“佔中”和2019年嚴重衝擊香港社會安全和秩序的黑暴活動。亂港禍國分子猖獗，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而由於外部勢力的插手，單憑特區政府自身已經很難解決；基本法第104條關於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規定，經常得不到切實的貫徹。意圖通過打“選舉戰”，進入特區政府或立法會內部，作為香港特區內部的“特洛伊木馬”，是亂港禍國分子特別重視的操作。在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亦是如此。

歷史地、實事求是地看，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不僅與現代文明國家對公職人員的政治倫理所要求的慣常標準相一致，也是基於亂港禍國分子行為所作的必要反制，更是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對現行“愛國愛港”或者香港同胞中“愛國者”法律標準的進一步完善和細化，法理和道理堅實，常理和事理無虞。“愛國者治港”作為必須堅守的政治規矩，在香港特區政府未來的政治實踐中標準也會更加清晰和完善，對特區政府行政官員、香港電台等公營機構職員的行為準則也要發展出相應的規定。（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