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丹：加強國際法運用，有何重大意義

加強國際法運用是國內關注度越來越高的話題。中央關於制定“十四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加強國際法運用，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這不僅指出了國際法在國際體系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為我國運用國際法提升全球治理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指南。

提出加強國際法運用的背景

提出“加強國際法運用”有着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的深遠背景和淵源。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國際關係的基本治理工具是“實力政治”規則而非國際法。二戰後，隨着聯合國等國際機制的建立完善、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確立，實現國際關係的法治化治理被確立為國際社會的一項重要議程。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為和平與安全等全球治理領域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抱有期待，這對我國關於國際法的研究和應用提出越來越高要求。明確提出加強國際法運用，既是對我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法治的積極回應，也為我國從國際法的被動“接受者”“跟跑者”轉向“參與者”“建設者”乃至“領跑者”指明瞭方向。

既有挑戰也有機遇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處於重要振盪期、調整期和重塑期。其一，全球治理赤字繼續加劇，逆全球化、單邊主義盛行。在新冠疫情衝擊下，西方國家本已顯現的制度性危機和挑戰加劇，國內危機經常外溢到國際層面。其二，非傳統安全治理任務愈發艱鉅，各領域間的聯動與連鎖反應使跨國協調與全球合作需求增大。

劇烈變化的外部環境為我國國際法發展和國際法學研究帶來挑戰與機遇。

第一，新冠疫情不僅觸及國際衞生法等國際法研究的“小眾”領域，更暴露出全球公共衞生治理的短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將疫情污名化和政治化，對華“追責論”“索賠論”甚囂塵上，一些國家的個人和實體在國內法院對中國提出索賠訴訟。對這些涉疫“濫訴”的國際法應對，微觀層面看涉及傳統國際法的“國家責任”“主權豁免”和《國際衞生條例》的適用等問題，宏觀層面則更牽涉“後疫情時代”國際法相關領域的變革、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中國定位、推動建立全球衞生治理合作機制，等等。

第二，逆全球化抬頭，以“規則為導向”的WTO多邊貿易體系正遭受單邊主義衝擊。WTO上訴機構“停擺”等諸多因素致使WTO面臨危機，疫情面前一些國家的出口限制措施掀起了新一輪保護主義，一些雙邊或“小多邊”貿易安排也衝擊着多邊貿易體系。我國在堅決捍衞WTO多邊體制的前提下，如何改革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如何融入重構中的國際經貿規則？這些都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過去四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動作增多，可以説是針對中國立場與國際公理髮起了一場“外交戰”。我國的外交反制中涉及多項國際法問題，包括外交和領事法上的“對等原則”以及相關的公約適用、國際法上的“反措施”等等，這些都需要國際法從業者“走出象牙塔”的實戰化演練。

第四，海洋、極地、外太空和網絡等“利益新疆域”熱度不減，這些前沿領域的建章立制和國際法博弈加劇。無論崛起大國還是傳統大國均着眼於規則的創制，紛紛建立平台、設置議題、提出立場，力圖主導或把握規則走向。未來圍繞“利益新疆域”的國際法規則角力仍將持續，我國這些領域的國際法從業者在數量和參與程度上都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如何推動國際法運用水平

2001年我國加入WTO極大推進了國際經濟法的人才建設、教學科研和相關國際法領域的實踐。“國際法學研究的上游是國際法教學科研，下游是國際法運用，”我們現在更需要不斷提高在外交、經貿和“利益新疆域”等領域運用國際法的意識和能力，更好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首先，統籌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兩個大局，加強涉外法律人才培養。國際法與國內法密不可分，國際法的諸多原則來源於國內法，國際法的發展反過來又影響國內法，應從觀念上共同推動國際關係法治化。然而，目前我國作為國際法接受者、適應者的角色仍未根本改觀，實踐中存在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總量偏小、年齡斷層、“實戰”經驗不足等問題，難以適應國家的戰略需要和多元涉外法律服務需求。筆者建議，未來可提升和培育國際法一級學科，加快實施涉外法治人才培育的戰略佈局，細化、完善和落實“旋轉門”機制。

其次，重視增強國際法軟實力建設，推動國際法研究從“內循環”到“走出去”的成果轉化。在國力提升的同時，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國際法規則軟實力亟待提高。一方面，可繼續加強我國國際法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密切合作，提高運用和發展國際法規則的能力，在法律外交領域傳遞中國聲音；另一方面，針對“卡脖子”問題設立國家專項，重點扶持國際法緊缺、前沿和“利益新疆域”領域學術成果的外譯、外宣工作，完善國際法成果“走出去”的相關政策。

最後，提高全社會對國際法治和國際法運用的重視與認識，尤其需要大力開展國際法的宣傳工作。傳統的國際法源自歐洲，國際法基本原則雖在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下得到完善、發展與補充，但整體看國內民眾對國際法的認知仍待提高，今後應加強國際法的“普法”與宣傳工作。近期有關部門組織的海洋問題“進高校”活動反響強烈，也在莘莘學子中播下了未來從事國際法相關行業的種子，值得持續推廣。（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研究員、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