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好石窟寺這份藝術珍寶

數量眾多的石窟寺是我國傳承脈絡清晰、關聯性密切、體系完整的歷史文物遺存，也是真實性、完整性保存最好的文物類別，在我國文化遺產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遺產中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類型。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莫高窟、大足石刻……無一不是讓我們魂牽夢縈的藝術珍寶。

10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明確加大石窟寺搶救性保護力度、建立石窟寺安全長效機制、規範石窟寺旅遊開發活動等10項主要任務。《指導意見》提出，到2022年，石窟寺重大險情全面消除，重點石窟寺安防設施全覆蓋，到“十四五”末，石窟寺保護利用水平顯著提升，文化影響力日益增強。

這樣的《指導意見》是前所未有的。

1941年至1943年畫家張大千赴敦煌莫高窟對洞窟進行了調查、斷代、編號、壁畫描摹和展覽宣傳，引發了社會的關注。常書鴻於1944年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這是我國第一個依託石窟寺建立的文物保護機構。1940年1月17日至21日，梁思成、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等考察大足石刻，後來又將“大足石刻”介紹給國際學術界。1941年5月，馮國瑞考察麥積山石窟，首編《麥積山石窟志》。1943年秋，王子云任團長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考察麥積山石窟，進行首次攝像建檔活動，使麥積山石窟得到社會各個方面的關注……20世紀40年代有識之士的考察、研究、呼籲等活動，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石窟寺保護工作得以重視的基礎。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石窟寺保護已經歷了70餘年的發展歷程，工作和成果基本上代表了我國文物保護工作的發展歷程和發展水平，保護理念在實踐中逐漸完善成熟；多學科融合的保護科技支撐模式和技術體系基本成熟；一些石窟寺重大保護工作及其成果在我國文物保護髮展歷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涉及以敦煌石窟為代表的“中國特色，敦煌經驗”文化遺產保護模式，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尤其是90年代初期，我國石窟寺搶救性保護工作全面展開，石窟寺保存狀態大大改善，保護工作內容更加豐富。1989年至1999年，敦煌石窟針對窟頂戈壁沙害，探索開展了工程治沙、生物治沙、化學治沙等綜合性科學治理工作，取得顯著效果。1993年至2002年，敦煌研究院與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長春精密光學機械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合作開展壁畫數字化技術、數字敦煌研究工作，為數字敦煌建設奠定了基礎……

根據《指導意見》，各地石窟寺已經開展保護情況的調查。這些年石窟寺數字化保護利用一直在推進中，需要加快制定相關標準規範，促進數字資源的管理和共享共用。近日，國家文物局、文化和旅遊部聯合印發《關於加強石窟寺等文物開放管理和實行遊客承載量公告制度有關工作的通知》，就加強石窟寺保護管理做了更為細緻的安排。核定、公佈石窟寺景區遊客承載量和重點洞窟的最大瞬時容量，推廣預約參觀制，這無疑將使石窟寺的管理更為科學，遊客的參觀更為有序，是着眼於長久的前瞻之舉。

石窟寺雖然看起來堅如磐石，但歷經千年，在柔韌的水、尖利的風以及熱脹冷縮、蟲咬蟻蛀的磨蝕、淘空下，大多面臨結構失穩、水害侵蝕、風化破壞等頑症的折磨，特別是許多中小石窟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保護。如同大夫治病，石窟寺保護不僅要正確診斷，更要對症下藥、有藥可醫。

珍貴的文物，需要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傾情守護。以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等為代表的老一輩敦煌莫高人鑄就的“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是我國石窟人守護石窟、守護文明的代表。其實這樣的名字可以列很長，很多人是我們所不熟悉的，是他們開創了我國石窟寺保護的壯麗事業，而未來，需要更多的後繼者繼承這樣的精神，將這份藝術瑰寶傳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