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中日關係應有更大戰略格局

美國的政局影響着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則影響着中日關係，同時日本的政局也對中日關係產生影響。菅義偉內閣和他的前任一樣，小心地謀求着在中美之間的平衡。

眼下，東京一邊貌似得到了拜登“協防釣魚島”的承諾，另一邊卻撇開印度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亞洲發展的潮流不可阻擋，日本也不能誤了這班“公共汽車”。大變局下，中日關係將如何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將會怎樣，值得深思。

東亞合作的機遇

東亞地區多邊經濟貿易合作機制的形成，為中日進一步合作提供了歷史性機遇。15日簽署的RCEP標誌着約佔世界經濟體量三分之一的巨大經濟圈已經形成，GDP規模26萬億美元，超過歐盟。該經濟圈的人口達22億，約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對於貿易立國的日本來説，意味着最大貿易對象國中國和第三大貿易對象國韓國首次與日本簽署了經濟合作協定。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本與中國、韓國的貿易額佔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形成這樣的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新貿易框架，非常值得歡迎。

RCEP是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構想背景下提出的。2010年，美國提出TPP構想，並向日本施加壓力，要求其參加，日本經過痛苦權衡，調整了國內產業政策，在努力保護國內農產品基礎上同意加入。但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退出了這個機制，日本只好獨自扛起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大旗，同時與東亞國家談判RCEP，雙面下注，積極參與多邊貿易合作，並小心翼翼地協調着與特朗普政權的關係。現在，歷史給了日本維護多邊貿易的機遇，也賦予中日兩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務實合作的機遇。

海洋戰略的挑戰

中國的發展使日本陷入認知上的困境，日本在把中國視為發展機遇的同時也憂心忡忡地視中國為威脅。日本尤其把中國的海洋強國戰略視為進攻性的“海洋進出”，試圖利用日美同盟加以遏制。日本曾經積極配合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現在又藉助美國積極推行所謂“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今年7月，蓬佩奧公然煽動説：中國的海洋戰略及其與印度的領土爭端證明中國不尊重鄰國主權，“世界應該團結起來應對這種動向”。菅義偉上台後也繼續安倍內閣的政策，在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議上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加強在“印太構想”方面的合作。

在日本，有人認為中美兩國的對立，是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同盟與中國的對立，日本應該與澳大利亞、印度一樣，成為美國主導的海洋同盟中的一員。日本雖然是亞洲國家，卻有很強的“西方國家意識”，日本不但給自己的定位是西方“海洋國家”，還試圖聯合東南亞和印度等國構建“海洋亞洲”同盟。

儘管菅義偉明確説過，“亞洲版北約”不符合日本利益，但他還是強調應該強化日美同盟和印太合作，遏制所謂“中國的海洋進出”。日本要構建“海洋亞洲”，根本目的也是想遏制它認定的大陸國家中國向海洋國家的轉型，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限制中國的合法權益。

領土主權的爭端

目前影響中日關係順利發展的最大現實障礙是釣魚島問題。日本依賴與美國的同盟，試圖通過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承認該列島屬於日本，大肆炒作中國對該列島領海的巡航，煽動“中國威脅論”。

其實，釣魚島問題自1972年兩國形成默契之後，維持了40年的和平友好，為兩國經濟和人文交流創造了良好的氛圍。2010年，日本民主黨政權無視幾十年的良好局面，執意挑起釣魚島爭端，試圖利用日美同盟，製造實效控制的先例，把該島據為己有。日本政府還每逢美國新總統上台都要求其承認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事實上，美國的這種承諾除了加劇緊張局勢和限制日本的自主外交之外，不可能對解決問題有任何益處。

比如，2012年10月，中日因島爭關係緊張之際，美國連忙派遣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德利、前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和阿米蒂奇，以及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分別到東京和北京“滅火”。華盛頓的目的是想説明美國並不打算介入中日之間的衝突，更不想站在日本一邊與中國對抗。中日之間的事情還需中日兩國來解決，挾美自重，只會使事情更復雜。至於試圖利用美國就可以使中國讓步，達到得寸進尺的目的，那隻會是痴心妄想。明智的選擇應該是面對現實，以大局為重，共同管控緊張局勢，實現合作共贏。

此次RCEP的簽署給世人一個重大啓示，亞洲的發展大勢浩浩蕩蕩，我們應該順應這一潮流。中日兩國同是亞洲的重要國家，世界的未來在亞洲，亞洲的未來在東亞，中日合作則關乎東亞的未來。中日兩國有着延綿兩千年的人文交流傳統，文化基因中的東方性遠遠多於西方性，兩國應該擁有更大的戰略格局，拋棄狹隘的價值觀分歧，通過人文交流重構文化共同體，抓住機遇、克服障礙，應對挑戰。中日應構建契合新時代的互不敵視、互不威脅的互惠平等關係，走出安全困境，擁抱亞洲共同崛起的美好未來，共同為地區和平與人類福祉做貢獻。（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