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重塑北約將致大國關係更多動盪

美國大選帶來的震盪，也引起人們對北約這一跨大西洋關係聯結關鍵紐帶走向的關注。“西方”一詞的政治含義在漸趨裂化，西方國家憂患意識在增強，作為“西方”關鍵體現的北約確實在經歷着新危機。如何看待北約的命運？

首先，北約依然是美歐進行有效安全合作和仍具長期活力的關鍵軍事政治組織。儘管北約面臨30個成員國安全訴求不盡相同及美歐因費用與責任分擔而呈現分裂加深的困局，但它卻是目前歐洲多數國家與美國確保自身安全且能發揮效能的多邊制度。

過去30年中，北約始終處於自身機構與使命的調整進程中：五輪擴大使其新增了14個成員國；參與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戰爭使其軍隊行動範圍延展到北約領土以外區域；多樣的夥伴關係計劃使其夥伴國遍及世界六大洲。它的演變如此具有綜合性，以至於不同成員國或夥伴國在其中總能找到滿足合乎自身訴求的要素：東中歐與波羅的海國家以它防範俄羅斯；德法英以它化解“德國問題”和各國間軍備競賽再現的典型安全難題；美國以它確保對歐洲安全構建的主導權，不同夥伴國則與其聯繫以尋求加入、與其僅構建信任、阻止其強化功能等不同目標。儘管當前北約尚未尋求將其成員國資格向他國普遍開放而變為“全球北約”，但其行動與制度的全球擴散正在並將繼續使其沿着“全球化北約”道路發展。

其次，當前跨大西洋關係日趨鬆散化使北約再陷困境，但長時段看，北約卻有克服自身危機而不斷與形勢相適應的發展歷程。自1949年成立至今，北約成員國間在涉及重大事件時不乏激烈爭吵抑或相互威脅，但最終都以平息而非破裂告終。美歐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1966年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危機、1990年代初“使命迷失”危機、2003年伊拉克戰爭危機等莫不如此。近年來特朗普政府“甩鍋”和“威脅退出”導致的北約嚴重危機，也很大可能會因拜登政府執政和再塑聯盟的戰略而扭轉。儘管有“成員國在條約生效20年後可自願退出”的規定，但成立71年以來沒有一個國家選擇退出北約。北約發展有明顯的韌性。

新冠疫情對北約國家打擊異常沉重，目前在確診人數最多的前10個國家中有5個是北約國家。北約不得不降低在域外行動能力，縮小部分計劃中的軍事演習規模，倉促部署軍隊醫療資源應對疫情。疫情的泛濫將北約帶入一場迥乎往常的危機，其對北約轉變的長遠影響仍需觀察。

第三，就本質而言，北約是軍事聯盟，沒有明確界定的外部敵人，北約就會削弱或瓦解，很難強力持久存在。儘管法德等國希望以北約維繫歐洲自身安全訴求，這始終與美國想借北約在歐洲區域之外的行動以滿足自身地緣政治角逐訴求之間存在爭執，儘管歐洲發展獨立防務實體與其是否最終會脱離北約之聲不絕於耳，但美國的主張通常主導着北約演變和歐洲安全的重大議程。的確，北約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最重要戰略資源，是其主導歐洲安全構建及服務於美國在地緣政治角逐中壓倒其他大國的關鍵工具。

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改善與西方關係的諸多努力所得到的回應，是北約始終堅持將俄驅逐出歐洲安全構架進程的行動。北約擴大吸收的一些新成員以及諸如烏克蘭、格魯吉亞等正在申請加入的國家，無不視俄羅斯為對抗目標，北約反俄功能始終不斷在強化。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北約驅逐俄羅斯並不惜與俄對立的現實可謂一例鮮明寫照。美俄間圍繞歐洲安全主導權之爭沒有任何妥協空間，雙方深刻敵對只會持續加深而難以改變。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此前關於“俄羅斯是美國最嚴重威脅”的主張坦誠揭露了美俄關係本質。

近年來，北約始終不斷強化與日、韓、澳、新等亞太“聯繫國”的防務關係，並推動實施“北約亞太化”進程。這與美“印太戰略”落實及將中國界定為最大戰略競爭者定位相呼應，呈現將成功驅逐俄羅斯出歐洲安全進程的“經驗”轉而應用於邊緣化中國進程的傾向。這勢必將帶來亞太安全環境更趨複雜的局面。儘可能深入全面瞭解北約與俄羅斯互動的歷程，將有助於中國在與北約互動中實現“以我為主”應對策略的良性勢頭。

總的看，北約是冷戰產物，更是美國以冷戰思維強行塑造冷戰後世界格局的關鍵組織，它本應消失，但它至今的演變內涵如此複雜，以至於它同時擁有了一些超越冷戰的功能。未來的美國政府可能對北約再次注入活力的政策將會導致大國關係的更多動盪和國際安全格局的更大撕裂。（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