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遙：莫以“道德高下”簡單化美國選戰

美國是頭號軍事強國，經濟總量亦獨佔鰲頭（儘管消費而非生產是其中的大頭），由此形成的全球影響力，使其總統大選無法不成為全球焦點，也的確值得中國人持續關注並研判動向。然而，在眾聲喧譁中，以非善即惡的簡單標籤評判美國政客，進而在美國建制派與民粹派之間選邊插旗，極具誤導性。

第一，把民粹派貶為鄉野鄙民，將誤診美國政治的病根。民粹派與建制派的根本分歧，在於美國的海外擴張霸業——資本擴張與軍工擴張——應予維持還是實行收縮。特朗普的背後是美國本土工業財團。一方面，本土工業財團要求資本回流美國投資，跨國金融財團卻要求資本流向世界增殖。冷戰結束後，跨國金融資本引領美國的去工業化，其全球利潤卻並未惠及美國的國庫和民生，反而使貧富鴻溝顯著加大，遂日益引發失勢民眾的心理落差與情緒憤怒。這些人羣正是特朗普2016年勝出的選民基礎，即便來年他掛冠而去，身後7000多萬選民卻不會憑空消失。另一方面，本土工業財團要求減少海外軍事投入，軍工複合體卻堅持繼續戰略擴張。正如冷戰的擘畫者凱南在晚年時懺悔，“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復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繫”，成百萬的人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工體系和國庫撥款中謀得生計。特朗普上台後，一定程度主張在海外戰略收縮，在熱點地區與軍事同盟中的“退羣”趨勢體現的正是本土工業財團的政策主張。

第二，把建制派捧為謙謙君子，將誤讀美國精英的本質。民粹派的崛起與上台，不過是一系列問題的病徵而非病根。病根何在？二戰後特別是冷戰後，與跨國財團日益綁定一處的美國建制派——既包含與金融財團關係密切的民主黨建制派、也包含與軍工複合體關係密切的共和黨建制派，理應承擔更大責任。如果説特朗普對美國的痼疾是無力解決，建制派的態度則是視而不見。這便是為何特朗普高呼“讓美國再次偉大”，其同黨的建制派大佬、軍工集團代言人麥凱恩卻堅稱“美國無須再次偉大，因為她一直偉大”。在此方面，民主黨建制派與共和黨建制派大有心性相通之處。奧巴馬擔任總統期間，美國不但主導或參與制造了中東地區的新亂局，更在中國周邊實施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同時與急欲衝破他國主權管制的跨國金融財團以及高呼種族平等卻避談貧富差距的新興科技財團保持了密切的同盟關係。拜登與麥凱恩、奧巴馬同為摯友，其長期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和副總統的從政經歷，究竟會使其重回建制派的擴張老路，抑或迫於局勢向桑德斯代表的民主黨民粹派靠攏，仍有待觀察。

第三，把中美關係視為中心議題，將誤判美國外交的動向。總有人一廂情願地認為，總統選戰的核心議題都與中美關係相關。過去幾天，特朗普接連解僱了五角大樓的多名高官，一些人高談其用意是“準備以戰爭謀連任”，卻完全忽視了任免案背後的利益集團之爭。實際上，國防部長埃斯珀被解職，恰恰發生在共和黨建制派大佬、前總統小布什向拜登祝賀後一天，而只要對埃斯珀的從政履歷稍加留意，就不難知曉其是哪路神仙的前台代言人。美國總統只是各方利益集團的協調者，即便桀驁不馴如特朗普，四年來其內閣成員如走馬燈般進出，更多反映的也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複雜博弈和反覆拉鋸。

美國早已生病，內部矛盾突出、外部以鄰為壑，特朗普以治病名義出場，卻無法撼動國內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結構，只能走上強逼他國吃藥的貿易訛詐之路，最後結果也只能是舊病未除、新疾已患。特朗普政府奉行單邊主義，其現任國務卿更是對華惡言不斷，固然令人不齒；建制派温言在口，重新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世界是否即可走向大同？須看清，不論是建制派還是民粹派，不過是美國面孔的AB面，都是我們必須深入瞭解、對話溝通、以鬥促和的交往對象。對中國而言，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義，面對美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拉扯與鬥爭，我們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在民心思變中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大局。（作者是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