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亞洲沒有形成“小北約”的土壤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日前訪問日本，並與日本首相菅義偉進行會談。在兩人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菅義偉宣佈，日澳兩國原則上達成了《互惠准入協定》的協議，其協定的主要內容是允許日本自衞隊和澳大利亞軍方可以訪問彼此國家並進行訓練和聯合行動。

顯然，該協定一旦簽署、執行，將大幅提高兩國的防務合作水平。日本和澳大利亞長期視對方為“準同盟國”，作為加強合作的舉措之一，2014年9月雙方啓動該協定的磋商。當時的背景是，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澳不確定感增強，而美國奧巴馬政府希望其亞太盟友加強彼此間的聯繫，以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安全環境變化。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國優先”和加收“保護費”的做法，加劇了其亞太盟國特別是日本的不安全感，日澳“聯合自強”的衝動從而進一步增強。

日澳加強軍事聯繫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把中國做為藉口。日本在2020年版的《防衞白皮書》中，已經將中國視為“頭號威脅”，頻繁炒作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所謂威脅。澳大利亞也關注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軍事活動，以及中國在南太平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雙方防範所謂“中國海上擴張”方面有一些共同語言並做惺惺相惜狀。

客觀説，中國的維權行動是剋制的，海上軍事行動是專業的，美日澳等國對此視而不見，大肆炒作“中國威脅”，除了帶着特有的戰略和政治目的外，還抱持着傲慢和對中國的偏見。即便是在中國周邊，中國的軍力活動也遠無法與美日澳等國相比，更不用説在全球其他海域。美日澳頻頻抵近到中國近海活動，中國何曾有這種行為？換位思考，究竟誰在威脅誰？按照他們的邏輯，無非是“美日澳等西方國家的軍力增長是維護世界和平，而中國等國發展軍力就是對世界和平的破壞”。

日澳顯然正在從“準同盟”到同盟邁進，考慮到雙方的國內政治和法律狀況，有可能無限接近，但永遠不會形成攻守同盟。當然，日澳以“中國崛起”為由的安全合作會對中國的周邊環境帶來負能量，並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戰略壓力。

不過，當前的亞洲地區並沒有形成“小北約”的土壤和條件，除了美國外，其他各方都希望留有餘地或保有其他選擇的空間。道理很簡單，日本和印度均離中國太近，澳大利亞在不近不遠的位置，一旦徹底與中國為敵，肯定會招致中國軍事上的對等反應和報復，更何況日本、澳大利亞與中國有着密切的經濟聯繫。

“遠交近攻”是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信奉的地緣政治規律，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在內的亞洲國家傾向於與美國保持更強的軍事聯繫，以對中國形成掣肘和制衡。這在理論上可以理解，因為遠方的大國總是更容易被信任；再者，這些國家與中國還有着制度和文化的差異，戰略互信本就是稀缺物品。日澳等國針對中國可能會有一些不友好動作，但現實來看大致會保持一定的度，因為要徹底站到美國一邊，甚至追隨美國與中國為敵，則無疑也是戰略自毀。

隨着中國的發展壯大，日澳印等國之間會加強走動和軍事聯繫，針對中國的一面會增強，在海域態勢感知、後勤保障、互操作性和情報共享等方面的合作會有所提升。

中國當然必須對這種動向保持高度關注，謀劃反制措施，但也不必過度緊張，只要中國保持和平發展的勢頭，地區格局的張力和各國內部的矛盾都會限制這種軍事安全合作進展的程度。日、澳、印等國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軍力在全球範圍內仍無法與美國形成對等或均衡，但相對於周邊國家而言，則會有較強的戰略平衡能力甚至是一定的戰略優勢。成熟、理性、和平、發展才是亞洲不斷繁榮的關鍵詞。（作者是“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