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洪：能否引領全球合作，G20面臨考驗

二十國集團（G20）第15屆領導人峯會將於本月21日-22日在沙特以視頻方式舉行。此次峯會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全球經濟衰退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如何應對疫情和恢復經濟增長，自然成為此次峯會的重點議題。面對大疫情和大變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G20需要通過轉型和升級，擔當起引領全球合作的重任。

G20迎來轉型契機

G20是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由七國集團（G7）推動成立、20個主要經濟體組成的對話平台。成立後的最初十年，G20主要由成員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就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進行溝通與協調，以應對金融危機的蔓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在美國的倡議下，G20開啓領導人峯會，並定位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近十年來，G20就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結構性改革、貿易投資、氣候變化等廣泛的議題達成共識並付諸行動，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台。

展望未來，G20有轉型為全球發展治理機制的戰略機遇。

首先，未來十年是聯合國倡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最後十年，而G20成員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決定性因素和主導性力量。如果説聯合國在形成全球共識、規範和議程方面具有權威性，那麼G20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其行動力和有效性。

其次，機制碎片化是當前全球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的重要表現，而G20在整合和引導全球發展治理機制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G20的發展歷程、經濟規模和成員數量使其成為全球發展治理主要機制的最佳選擇。

第三，在新冠疫情造成經濟衰退和全球性危機的時刻，急需多邊機制挺身而出，扭轉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乏力的局面。過去20年，G20從應對金融危機中演變為國際經濟合作論壇。積極應對新冠疫情等新型危機，是G20進一步轉型為全球發展治理機制的重要契機。

機制和議程升級是關鍵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百年未遇的大疫情，都呼喚着全球合作。G20能否引領全球合作，取決於其機制和議程的升級。

經過20年的發展，G20已形成領導人峯會、部長級會議、工商峯會、智庫論壇等工作機制。這本質上仍是一個會議機制，而非組織機制。G20沒有常設的秘書處和工作人員，而由當年的主席國設立臨時機構協調工作和組織會議。這種輪值主席國的機制雖然體現了一定的民主性和平等性，但不利於G20治理的持續性和執行力。G20機制的強化，一方面體現在進一步豐富其會議機制，如外長和衞生部長會議，以加強外交協調和衞生工作；另一方面表現在設立秘書處或地區中心這樣的常設機構。

G20在從危機應對轉變為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和成果，並形成了一些相對穩定和重要的議程。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和經濟衰退，G20的議程仍需進一步升級。

一是把重振經濟，避免全球經濟衰退陷入全球經濟危機作為當務之急和未來幾年的重點。為此，發達國家和主要新興經濟體在政策、資金和技術等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

二是重組供應鏈。疫情帶來全球範圍內的“供應鏈危機”，造成供應鏈、產業鏈一度“休克”。G20應把全球供應鏈的調整、規制和創新納入其議程。

三是助力公共衞生。新冠疫情是挑戰，對公共衞生建設來説卻也是機遇。G20在為公共衞生提供經濟和發展支撐方面有巨大的潛力和空間。

G20是新興多邊機制的代表，佔全球GDP總量的90%，全球貿易的80%，全球人口的66%。如果能實現機制和議程的升級，把經濟實力轉化為治理能力，G20就能更好地凝聚共識、採取集體行動，引領全球合作。

加強國際組織間合作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多次強調，21世紀需要更網絡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多邊主義，需要更強大和更有效的多邊主義。國際組織是多邊合作的產物和體現，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和力量。在國家間合作乏力的情況下，國際組織間合作或許能成為全球合作的亮點。

G20可通過“G20+”模式，與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區性國際組織共同推進全球合作。

比如“G20+聯合國”合作。G20與聯合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可以優勢互補、互相支持。特別是圍繞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G20與聯合國加強協調，突破在資金和夥伴關係等方面的瓶頸，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採取更有效的行動。

又如“G20+世衞”合作。世衞組織是國際衞生合作和全球衞生治理的專門機構，具有專業優勢。G20與世衞組織的合作是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關鍵因素。為此，需要把今年早些時候G20領導人在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峯會上達成的政治共識和做出的政治承諾轉化為具體的行動。

再如“G20+非盟”合作。非盟是成員國最多、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地區性國際組織。而在G20中，只有南非一個非洲國家。幾乎在所有發展議題上，G20與非盟都有合作的巨大潛力。在幫助脆弱國家和弱勢羣體、消除貧困和不平等、實現經濟增長等方面，這種合作尤其重要。（作者是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