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禮：美歐關係能改善到何種程度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23日與歐盟和北約領導人通話，強調對深化和重振跨大西洋關係以及對北約的承諾。歐洲領導人則邀請拜登明年與美國歐洲盟友會晤並訪問北約總部。過去四年的跨大西洋關係讓歐洲苦不堪言，那麼拜登上任後會讓美歐“再續前緣”嗎？

鑑於拜登表現出的改善與盟友關係的願望，美歐關係回暖可以説毫無疑問。但問題是能改善到何種程度。拋開美國政府換屆這個“偶發因素”，從影響跨大西洋關係的結構性因素來看，前景似乎並不樂觀。

首先，時代格局轉換，維繫跨大西洋關係的紐帶越來越松。鑑於經濟體量和國際影響力，美歐可以説是全球最重要的盟友關係，也曾一度“鐵板一塊”。要想展望未來雙方關係緊密程度，也需回到歷史中看，探究到底是什麼曾將雙方緊密黏合在一起。冷戰時期的跨大西洋關係是各歷史時期最密切的，美國為歐洲提供安全庇護以及經濟援助，歐洲則全方位配合美國的戰略需求，當時的關鍵因素是共同應對來自蘇聯的“安全威脅”。也就是説，歐洲安全問題是維繫彼時跨大西洋關係最重要的紐帶。

而在冷戰結束後，隨着共同“敵人”消失，美歐關係不可避免地走上漸行漸遠的軌道。這一過程中，雙方矛盾逐步暴露出來，有些重大事件還會放大這些矛盾，比如伊拉克戰爭，雖然事後雙方關係有所恢復，但緊密程度不如從前。從當前國際格局看，美國對外戰略重心已經不在歐洲，而將目光瞄準印太，這種情況下再要求美國增加對歐經濟和軍事投入已不現實。

具體而言，即便在拜登任內，美國可能仍會要求歐洲國家增加軍費，更多承擔本地區安全責任。對美國而言，除了這一地區的傳統安全威脅下降，歐洲周邊地區的重要性也在下降。比如中東作為歐洲的周邊一直是歐洲的關切，同時也是美國的能源來源地，因而美國也曾非常關心。但隨着美國能源獨立，中東作為能源供應地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下降，但它對歐洲重要性不減，因而很難期待美國為解決歐洲人的關切而承擔更多責任。尤其在疫情下，美國自身也面臨嚴峻財政負擔，歐洲及其周邊安全未必是美國的優先考慮，華盛頓不會願意在這方面花費太多人力物力。

其次，美國和歐洲都有自身問題，改善跨大西洋關係面臨內部政治阻力。在美國，拜登雖然“贏了”，但特朗普並沒認輸，其支持率被選前的民調嚴重低估。這意味着支持特朗普及其政策的力量仍然強大，很可能會掣肘未來的內外政策。美國國內政治現狀體現的是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比如美國全球競爭力相對下滑、國內中產階層比重下降以及貧富差距拉大等等。這導致很多美國人不滿、對傳統政治精英也不信任。這次大選後，即便美國換了總統，國情的改變也非一朝一夕之功。美國國內現狀可能仍將推動美國政策趨向保守，實力下滑的美國要重建“領導力”並非易事。

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雖對拜登勝選表示祝賀，但戰略界仍有相當強的力量呼籲對大西洋關係保持冷靜。

過去數年，在美國單邊主義衝擊下，歐洲人認為世界回到“強權政治”的風險在增加，由於歐盟並非主權國家而且英國又離開歐盟，要在全球主要力量的博弈中佔據主導權，必須謀求“戰略自主”，比如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增強歐元的國際使用等等。僅僅因為拜登勝選就放棄“戰略自主”，對歐洲來講是有風險的。拜登的對外政策具體怎樣還不得而知，即便他重視對歐關係，四年後會否再有特朗普式人物捲土重來也未可知。而且，在美國壓力和疫情危機下，困難重重的歐洲一體化有望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比如通過“復甦基金”實現歐盟成員國間進一步的財政轉移。預計歐洲不會放棄鞏固內部團結和實力建設的機會，對美不會像冷戰時期那樣“言聽計從”。

第三，諸多棘手矛盾難以調和，“大西洋主義”必須面對現實。在特朗普政府任內，美歐矛盾的“全面開花”是史無前例的，其中一些並非能夠隨着美國政府換屆而消失。比如歐洲要對美國科技巨頭徵收數字税的問題，這是技術和經濟發展到當前階段的新現象。不論誰當美國總統，美國公司都不願被歐洲課以重税，而在歐債危機後，拓展税收來源又是歐洲國家的重要任務，相關歐洲國家也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還有波音和空客的補貼糾紛問題。在航空業遭疫情重創的情況下，不論美國還是歐洲國家都難以減少對飛機制造商的支持，因此矛盾也難化解。

還有對華關係方面，這毫無疑問會是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重點，很多分析都認為他會重拾盟友體系，尤其加強西方國家的對華戰略協調。過去幾年，歐洲國家與特朗普政府矛盾重重，在對華關係上也拒絕“選邊”。那麼未來面對拜登伸過來的“橄欖枝”，歐洲是否會接招呢？兩難選擇，很難給出答案，更大的可能是猶豫，而且歐洲國家之間意見不一，無法形成“一個聲音”。如果歐洲不能有力配合華盛頓的戰略部署，美國對歐洲的重視程度預計也會有所保留。

總體而言，冷戰後的跨大西洋關係時松時緊，但總體向更為鬆散的方向發展。拜登上任後，雙方關係可能會有過度鬆散後的回擺，但難以回到“從前”。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就已開始將對外戰略重心轉向亞洲，歐洲已經開始受到“冷落”。在當前的格局背景下，拜登也不太可能將對歐關係列為最優先目標，跨大西洋關係預計回暖程度有限。（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