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歐洲反封鎖令背後的複雜勢力：疑歐派、極右翼分子、陰謀論者等都在其中

【環球時報駐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特約特派記者青木 紀雙城 姚蒙 劉玲玲 韓碩 王會聰】在英國倫敦市中心，人們高呼要“爭取自由”；在德國法蘭克福，有人拉起“無國界大團結”“反法西斯”等橫幅；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有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石塊，用棍棒破壞車輛……最近一段時間，此類示威場面出現在歐洲各處。在第二波疫情衝擊下，歐洲多國相繼回到“封鎖”或“部分封鎖”的狀態，這引發部分民眾的不滿與憤怒。然而，在為生計發愁的小企業主、自由職業者以及擔憂公民權利受限的抗議者羣體中，一些“不同尋常”的人也現身了：在德國，有人打着新納粹羣體中常見的旗幟，有人舉着與陰謀論組織“匿名者Q”相關的牌子；意大利當局表示，上月底襲警的一些抗議者是受黑手黨指揮。打着反封鎖令的旗號出現在集會現場的人來自不同勢力、有着不同的目的，而在議會對政府不斷提出批評的歐洲政客也有着自己的算計——在政府防疫政策備受爭議的情況下，此類批評聲也是一種“順應民意”。

德國示威的主要組織者：宣揚“反納粹”，卻被外界視為“極右”

10月某天早晨，一個簡易爆炸裝置在柏林市中心的一家科研機構建築附近爆炸，發出不算大的響聲與閃光，不遠處散落着一張要求結束疫情限制措施的紙條。在此幾個小時前，一些燃燒彈被擲向負責控制疫情的德國聯邦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11月7日，德國東部城市萊比錫爆發2萬人參加的示威活動。21日，這座城市有8場抗議集會獲批在市中心進行。22日，柏林也有一系列示威活動，申請的規模從數百人到上千人不等。

“儘管在今年春季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期間，德國是歐洲執行封鎖令最不嚴格的國家之一，但如今，它爆發的反封鎖運動是歐洲最喧囂的。”《華盛頓郵報》説。德國電視一台稱，示威者高舉“停止新冠癲狂”“終結新冠獨裁”等標語，高呼“反抗”“我們是人民”等口號。抗議活動經常演變成暴力活動，在“橫向思維”組織於本月18日號召在柏林市中心舉行的示威中，一些人向警察投擲瓶子、石塊，並使用胡椒噴霧。

“橫向思維”是德國反防疫封鎖措施示威的主要組織者，由計算機企業家米謝艾爾·布爾維格創立。21日，在“橫向思維”組織於漢諾威搭建的一個舞台上，一名年輕女性將自己比作二戰時期德國反抗組織“白玫瑰”的成員蘇菲·紹爾，此事在德國引發軒然大波。德國外長馬斯在推特上説，無論誰將自己比作蘇菲·紹爾或1945年死於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猶太女孩安妮·弗蘭克，“都是在對她們抵抗納粹的勇氣進行嘲笑”。在圖林根州憲法保衞局局長克拉默看來，此類言論是對新右派的“培訓”和誘導。

“德國之聲”説，不少參加“橫向思維”的人都直接將防疫措施與法西斯、專制獨裁掛鈎，尤其是針對上週三在議會表決通過的《傳染病防治法》新增條款（主要內容是政府可不用通過議會直接推行防疫措施），有人將其與1933年通過的《授權法案》（日後成為納粹獨裁的法律基礎）聯繫在一起。文章強調，其實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

德國《焦點》週刊説，“橫向思維”經常選擇與納粹有關的數字開展活動，比如在11月9日進行示威，1938年的這天，大規模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悲劇發生，而一些活動開始的時間是18時18分，1和8被視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代稱。

布爾維格曾表示，極左與極右思潮都不屬於“橫向思維”的運動，然而，該組織被《焦點》週刊等媒體視為“帶有明顯的極右翼色彩”。據“德國之聲”描述，在法蘭克福的一個集會現場，“橫向思維”與一個左翼陣營團體對峙了起來，他們都將對方稱為“法西斯”。德國柏林內政問題學者奧利弗·福克斯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該組織負責人曾稱，要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包括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上週，德國選擇黨議員米勒參加了“橫向思維”在勃蘭登堡門前的集會並發表演説。

黑手黨混入意大利抗議人羣

參加德國反封鎖令抗議的人羣十分混雜，既有不滿自身公民權利受到太多限制的民眾、擔憂生計的企業主、反對疫苗的中產階層母親，也有極右翼分子、陰謀論者、反猶太主義者、新納粹等等。“帝國公民”也是發起並參與遊行的力量之一，該組織不承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法律，聲稱“德意志帝國”繼續存在，組織成員會囤積武器、傾向於使用暴力，部分成員被德國當局視為“極右翼分子”。據估算，全德約有1.8萬名“帝國公民”成員。“為達到反憲法的目的，極右翼分子將繼續利用未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抗議。”薩克森州安全部門表示。《華盛頓郵報》稱，與2015年爆發的反移民遊行一樣，德國極端團體如今又利用起反封鎖情緒。

有分析人士表示，令人擔憂的是，“新冠肺炎懷疑派”正與陰謀論者合流，比如美國“匿名者Q”組織，它宣揚的內容包括戀童癖者將把數千名兒童關押在洞穴中、前總統奧巴馬等人將共同計劃發動政變等。《華盛頓郵報》説，德國大約有7.7萬人加入與“匿名者Q”相關的Telegram聊天羣組，這些陰謀論在“帝國公民”的支持者中尤其受歡迎。

香港01網站稱，反防疫示威並不能代表德國民眾的主流民意，有大約6成民眾認同相關措施，不過，極端組織抬頭卻是顯著的。今年以來，德國內政部取締了至少3個極右翼組織。《華盛頓郵報》説，這些示威活動給予極端思想煽動者與社會中更廣泛“中間派”接觸的機會。圖林根州州級情報機構負責人史蒂芬·克萊默表示，大多數抗議者都知道他們正與誰一起在示威活動中行進，“他們多多少少相互接受且相互視為夥伴，這正是真正危險之處”。

類似擔憂在歐洲其他國家也有。自10月30日法國二度“封城”以來，社會上的反對聲浪就沒有停止過，集會、示威等抗議活動也出現在各個城市。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教授蒂埃裏·肖邦表示，示威者是在對嚴格的限制措施、愈發艱難的生活、日益突出的社會矛盾做出反應，但需要警惕民粹主義者“滲透”抗議活動或藉機造勢。民眾的不信任與憤怒，恰恰是民粹運動的基石。法國地緣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阿娜伊斯·沃伊-吉利斯提醒道，極右翼的主張在危機中“很容易被人們信服”。

在意大利，極右翼勢力、無政府主義者也被認為摻雜進和平示威者的隊伍。據法新社報道，在上月底羅馬和都靈的示威現場，意大利一個極右翼政黨約200名蒙面分子向警察投擲雜物，放火燒自行車。另據安莎通訊社説，羅馬警察在一次暴亂中逮捕了示威者，其中半數來自極右翼組織。

意大利的反封鎖示威背後也有黑手黨的身影。美國政治新聞網説，儘管經濟動盪為黑手黨提供了趁亂收購陷入困境公司的機會，但政府出台的宵禁措施以及部分大區的封鎖限制了他們的行動，打擊其敲詐勒索活動，導致毒品銷售收入減少。據警方估計，夜生活的暫停給黑手黨毒品收益造成60%的損失。

英國議會中，“封鎖懷疑派”多為“脱歐派”

“在歐洲國家出現反封鎖浪潮並不令人奇怪。”德國政治學者梅耶爾對《環球時報》表示，這是西方社會民粹主義抬頭的結果。另一方面，德國等歐洲國家在抗疫中確實存在反應不及時、措施不到位等各種問題，這為一些政客站出來發聲提供了基礎。法國學者沃伊-吉利斯説，自首次“封城”以來，反對派一直對法國政府的行動持批評態度，認為其缺乏計劃、組織和動員的能力，在現任總統馬克龍遭受疫情和恐襲威脅“腹背受敵”的情況下，這是一種“順應民意”的批評，有助於增強公眾對反對派的好感度。意大利總理孔特曾表示，政府中的人必須向公民交代自己的選擇，為自身行為負責，“而不是為了民調中某一百分比的共識對一些弊端火上澆油”。

在英國，對首相約翰遜“封城”措施提出批評的則是其黨內人士。據BBC報道，保守黨約50名議員組成了一個名為“新冠復甦團體”的組織，他們反對封鎖措施，稱這對經濟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主張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

11月4日，英國議會下院以516票贊成的壓倒性多數通過第二輪封鎖議案，在投出反對票的39名議員中，34人來自保守黨。“封鎖懷疑派與疑歐派有關聯嗎？”智庫“變革歐洲中的英國”本月早些時候刊文説，在議會中，並非所有“脱歐派”都是“封鎖懷疑論者”，但基本上所有“封鎖懷疑論者”都是“脱歐派”，在4日投反對票的保守黨議員中，有大約30人是2016年的“脱歐派”。

從一些跡象看，雙方似乎不是志同道合的夥伴，比如“封鎖懷疑派”認為約翰遜的計劃是“商業斷路器”，但在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支持無協議脱歐——這被認為會對英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不過“變革歐洲中的英國”認為，兩者之所以產生聯繫，答案可能是許多保守黨“脱歐派”恪守的新自由主義。他們擔憂國家主權，追求成為“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即使做不到，至少爭取形成一種更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另外，這些人普遍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和公民社會。“變革歐洲中的英國”稱，無論如何，有一個根源對保守黨議員反對封鎖令的動機很重要，那就是公眾支持。YouGov民調發現，“脱歐派”（23%）比“留歐派”（16%）更有可能反對約翰遜的封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