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鋒：補齊社會治理弱項需久久為功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高度重視社會治理，在“十四五”要實現的“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這一主要目標中，提出“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的要求。但“社會治理還有弱項”仍是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中的重要因素，需要在固根基、補短板、強弱項中予以增強和提升。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社會發展有其自身邏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會隨時代而變遷。在改革開放之前，民眾主要生活在自然村落，或者單位大院，雖然住得擠了點，生活差了點，但勝在熟人社會，生活穩定，人情濃郁，一家有事百家忙，人們心裏還比較踏實。

隨着經濟發展與社會開放相互促進，單位制解體，自然村衰落，人口遷徙與流動變得經常，城市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但除了“暫住人口”，大多都是第一代“新移民”。對門不敲門，隔壁不往來，同在屋檐下，卻如陌路人。公共服務由基層政府負責，小區日常由物業服務提供，停車、養犬、綠化、衞生、物業費等等小摩擦、小矛盾有時卻難以解決，甚至可能引發羣眾聚集。基層組織弱化、懸浮化，自治、德治無從談起，社會基層治理功能難以充分發揮。

由於基層社區的社會資本嚴重不足，以前鄰居在學校、幼兒園代接孩子，或者接了孩子“寄存”在鄰居家的現象已經極其少見。其他如水管漏了，電燈壞了，車子颳了，甚至腳脖子扭了，也都主要是靠市場服務，很難指望鄰里相助。政府公共服務水平在提升，但社區的自我服務卻嚴重萎縮，居民即便有了住房卻依然感覺無根基、有小區卻無家鄉，社區歸屬感嚴重不足，買了房也不過是“寄居式”生存，並不能擺脱心靈的漂泊和焦慮。

居民的安全感與社會的安定性高度相關，基層組織和治理能力不足，會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隱憂。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蹟和社會穩定奇蹟之後，中國開始更加註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系統性和全面性。社會治理在社會建設中，也日益被賦予更重要的使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基本形成，對於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社會治安防控、公共安全體制、基層社會治理和國家安全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體系，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不斷提升，精細化、網格化管理體制深入推進，並逐漸形成綜合治理格局。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治理，可以發現一個從最開始強化嚴打、為社會提供基本治安秩序，到投入大量頂層設計、立法行政、執法司法、編制經費、技術設備等大量資源以維持社會穩定，再到更加註重黨委政府、社會組織、人民羣眾等各主體共同參與、民主協商的漸進過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國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社會急遽變革的同時，維持了社會穩定，甚至成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而這個過程的顯著特色，就是在社會治理上越來越注重社會和公眾的參與，越來越強調民主協商，越來越強調法律制度和技術應用的結合。這一方面是由於，在黨和政府的強力主導下，治安秩序這個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已經得到了高水準、高質量的供應；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政府對社會穩定的剛性維持固然必不可少，但正在日益接近它所能達到的高限和邊界，雖然成本不斷企升，但效應卻可能在邊際遞減。這就需要更加發揮基層社會、公民個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更加註重民主協商和公眾參與，尊重人民在社會治理上的主體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國家的能力天然在於辦“大事”，但政府辦“大事”的能力，一定會遭遇一些民生“小事”的“最後一公里”“最後一釐米”難題。對於這些“小事”，政府經常是吃力不討好，費力也辦不好，必須依靠居民的自覺和自治。這就要讓他們組織起來，提升基層自治水平，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解決好身邊的“小問題”。自治、德治與法治相結合，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長期以來，重政府輕社會、重大事輕小事、重服務輕參與、重管理輕治理，效果不錯，但總是不能竟齊全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強化社會治理的弱項，首先就是要在黨組織的引領下，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主體地位和社區自治的基礎地位，放手發動羣眾，引導組織羣眾，提高基層自治水平，健全基層羣眾自治制度，逐漸使一盤散沙的小區變為鄰里親睦的社區。（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