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助力脱貧，以涓涓細流匯聚磅礴力量

【脱貧攻堅系列調研⑦】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課題組 課題組成員：付偉、呂鵬、劉學、傅凡）

編者按

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調研時指出，我國近代著名企業家、教育家張謇“興辦了一系列實業、教育、醫療、社會公益事業，幫助羣眾，造福鄉梓，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總書記一直關心和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並對企業家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提出了具體要求。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社會是企業家施展才華的舞台。只有真誠回報社會、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家，才能真正得到社會認可，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企業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民營企業積極參與精準扶貧行動，發揮了獨特優勢，探索了有效的扶貧形式。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課題組赴貴州、湖北、山西、陝西等地進行實地調研，與貧困户、基層幹部、企業家開展深度訪談，總結民營企業精準扶貧的效果與經驗，分析面臨的挑戰與不足，並就“十四五”時期民營企業如何推進脱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銜接提出對策建議。

浙江淳安縣的葉勇軍退伍後在當地創立了一家農村電子商務企業。通過“互聯網+農業”的方式，紮根農村助力精準扶貧。毛勇鋒攝/光明圖片

2020年11月23日，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脱貧摘帽，標誌着全國脱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涓涓細流，匯成大海”，這一歷史成就離不開民營企業積極參與精準扶貧凝聚的磅礴力量。根據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等發起的“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發佈的數據：五年間，12.71萬個村莊受到幫扶，1500餘萬名貧困人口受益，企業累計投入幫扶金額超1000億元……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投身脱貧攻堅戰場，主動踐行新時代企業社會責任，不斷探索可造血、可複製、可持續的扶貧長效機制，為構建大扶貧格局貢獻智慧和力量。

1、民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怎麼扶？

在電商平台，一款產自貴州雷山縣的“東方草木雷山紅梅茶”60克包裝的銷售價格達到400多元，相當於每斤近4000元，這是貴州省黔東南州雷山縣茶農從來不敢想象的事情。

雷山縣降水充足，土壤富含微量元素，擁有茶樹生長的絕佳環境，但是當地茶葉加工企業的工藝落後，也沒有知名茶葉品牌，一直以來生產的“大眾茶”只能賣到70元至80元一斤。近年來，一些頗有實力的民營企業響應黨和政府號召，投身到雷山縣扶貧事業中，改變了當地的茶葉產業模式，也改善了以採茶為生的貧困村民的生活。

在扶貧實踐中，產業扶貧已經成為最具活力的扶貧模式之一，“大眾茶”提檔升級為“品牌茶”正是民營企業參與產業扶貧的一個縮影。民營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市場主體，在帶動貧困地區產業發展方面有着資金、技術、市場、管理等多方面優勢。據課題組收集的“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數據顯示，產業幫扶金額達915.92億元，企業在每個村投入的產業幫扶金額平均在10萬元以上，西部地區企業平均給每村投入的產業幫扶資金甚至達到了25.5萬元。

在湖南永州市道縣清塘鎮，主播通過線上直播帶貨的方式，推介扶貧企業的產品，為當地拓寬了農特產品的銷售渠道。蔣克青攝/光明圖片

與雷山縣茶產業一樣，許多貧困地區雖然有發展特色產業的基礎，但是要真正建設面向市場的產業體系，往往需要較高的技術水準和資金投入。而民營企業的積極參與，通過“公司+農户”“公司+合作社+農户”等方式，將技術、人才、理念帶入貧困村，與貧困村的特色資源、勞動力優勢深度捆綁，形成利益共同體，強化了當地貧困户發展共贏的內在驅動力，也有利於以可持續扶貧方式，實現內源性脱貧。

在各地的精準扶貧行動中，既有外來大型民營企業的身影，也有大量紮根當地的本土中小微企業。這些“在地化扶貧企業”在勞動力、原料和市場等方面與本地鄉村保持了緊密的“血肉”聯繫。

“不是靠你們公司來發展，我們的土豆根本變不了錢”。湖北恩施市石灰窯村的農民長期種植土豆，但是缺乏市場渠道，以往優質富硒土豆只能用來餵豬。恩施農博生態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瞭解該土豆的價值，在紅土鄉的6個村打造了“石窯馬爾科”土豆種植基地，2019年簽約種植面積4500畝，帶動1313户種植，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户717户，每畝土豆增收三千元左右。曾經走不出山坳坳的農產品，正在開拓難以估量的廣闊市場。

這些在地化中小微企業很多都是返鄉的致富帶頭人創建的，他們利用熟悉本鄉本土的優勢，因企制宜、因地制宜制定了許多投入少、幫扶準、見效快的幫扶方案，在長期為村莊輸送資源的同時，能夠針對村莊的變化及時對方案做出調整，並在村莊脱貧之後持續發揮產業帶動作用，真正起到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

“二小子，這貨來自鄉下！”這是山西省岢嵐縣“二小子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網紅產品——“二小子醋泡黑豆”包裝袋上的宣傳語。有着濃厚家鄉情結的焦小強，在互聯網行業深耕了七年之後，趁着電商、直播的興起，回鄉幫助農民打開了當地種植的黑豆、紅芸豆等農產品的銷路。“每次收購黑豆，我們都是高於市場價的20%-50%，並簽訂長期收購協議。”經過包裝、運營，如今公司的產品已在6個平台32家店鋪上線，今年“雙十一”前後共有4萬多筆訂單。

通過發揮互聯網公司“平台經濟”的規模效應，用超短鏈整合農產品供需，數字技術逐漸在“小農户與大市場”之間的鴻溝上架起橋樑，貧困户種植的“好貨”再也不怕“巷子深”。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轉變觀念，積極應對市場新變化，數字成為新農資，手機成為新農具，直播成為新農活。這樣的變化與鄉村數字建設密不可分，民營企業則是這股浪潮的推動者之一。

據調研組瞭解，民營企業將先進技術帶入貧困村，打造“網貨”、培育“網軍”，提升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能力。據“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台賬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6月，共有1748家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企業參與到精準扶貧中，累計幫扶貧困家庭3.54萬户，幫扶貧困人口13.28萬人次，幫扶金額超4億元。與此同時，通過充分發揮電商企業、互聯網企業的技術優勢，為鄉村社會治理提供技術支撐，成了鄉村振興的新動力。

回顧過去的五年，4802家東部企業參與東西扶貧協作，幫扶西部村莊12663個；共幫助9812個“三區三州”深度貧困村莊，實現該地區幫扶全覆蓋；來自19個行業的民營企業發揮各自特長，其中近1.9萬家農林牧漁業企業為4萬多個村莊“對症下藥”……民營企業充分發揮市場反應靈敏、資源配置高效等優勢，不斷創新幫扶路徑、組織形式、合作機制，為中國特色扶貧事業提供了鮮活素材。

四川眉山市仁壽縣通過“企業+車間+貧困户”模式，帶動有勞動能力的貧困羣眾3600多人在家門口實現就業增收。潘帥攝/光明圖片

2、民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瓶頸，有哪些？

近年來，不少企業走進深山、紮根鄉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企業模式解決扶貧問題的有效性，而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精準扶貧的下一階段，對民營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課題組在調研過程中發現，民營企業在參與扶貧過程中依然面臨着一些困難和挑戰，或將制約他們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繼續發揮應有作用。

支持民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政策較為分散，且精準度不夠。課題組發現，各地政府在財政、金融、税收、農業等各方面都出台了一定的支持政策，這些政策對於促進民營企業參與扶貧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一方面，許多政策出自不同的行政部門，往往沒有更為宏觀的整合，統合性相對較弱，部分企業對政策瞭解不夠全面，在參與扶貧過程中較難享受到政策帶來的福利。另一方面，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企業面臨的問題不同，有的融資能力有限、有的抗風險能力較弱、有的創新性欠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參與精準扶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施策上亟須更加精準。

協調治理機制不健全，信息共享不及時。在實地調研中，課題組發現部分民營企業作為外來者，對貧困地區產業分佈、資源優勢和貧困户基本情況、致貧原因等信息瞭解不足，容易出現信息不對等、民營企業與受助地區需求不匹配、民營企業與其他扶貧企業之間各自為戰等問題。由於缺乏協調溝通機制和共享信息平台，使得民營企業在推進扶貧工作中針對性不強、效率不高。比如有些貧困地區吸引了較多同行業的民營企業對其實施幫扶，但是因為信息溝通不暢，存在競爭資源又競爭市場的情況，從而損害貧困地區的利益，影響扶貧產業的健康發展。

民營企業參與產業扶貧，存在產業同質化、低效化現象。由於一些企業前期調研不足，缺乏統籌規劃，且未充分考慮自身實際，導致產業項目與市場需求脱節，扶貧產業同質化、低效化現象較為突出。在調研中，課題組發現扶貧產業的跨區域趨同現象十分普遍，許多企業在發展扶貧產業的時候，看到其他地方養殖黑山羊、蜜蜂，種植茶葉、食用菌、柑橘效益較好，也投入大量財力、物力發展這些產業。比如，我國許多地方都將食用菌作為地方特色扶貧產業發展，香菇種植大棚遍佈中國很多縣市，在缺乏產業發展科學規劃的情況下，一方面當地沒有建立產業發展所需的技術支持；另一方面也沒有打通下游的市場渠道，很容易出現農民“豐產不豐收”的後果，嚴重挫傷貧困户的積極性。

民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缺乏認定標準與激勵機制。雖然民營企業在扶貧開發領域作出了許多貢獻，但從履行社會責任角度來講，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和能力與大眾的期待存在一定差距，尚需進一步調動企業參與的積極性。課題組發現，政府和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監督、激勵體系還不夠完善，亟須建立公平合理的評價體系與有效的激勵機制，對民營企業參與扶貧的行為予以正面認可，強化其參與意識，形成對扶貧開發的常態化支持。

扶貧項目穩定性受民營企業經濟效益影響較大。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許多民營企業在面對經營壓力的同時，傾力馳援、攻堅克難，為防疫和扶貧都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從實地調研的感受來看，疫情對企業發展的影響仍然存在，經濟效益的降低直接導致了扶貧投入力度的降低，也影響了扶貧項目的可持續性。課題組認為，如何應對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對產業發展和扶貧工作帶來的挑戰，切實鞏固脱貧成果，是目前亟須思考的問題。

廣東某企業援建的廣西融安縣遂融幼兒園，圖為小朋友們在操場上玩耍。新華社發

3、“十四五”時期民企助力鄉村振興之路，如何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脱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面打響脱貧攻堅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十四五”時期接續推進脱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的路線圖，也提出要“堅持和完善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社會力量參與幫扶等機制”等具體要求。

“十四五”時期，民企參與鞏固脱貧成果和接續推進鄉村振興將成為常態化趨勢。為進一步發揮民營企業的積極作用，應在全面總結民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行動經驗的基礎上，與鄉村振興“無縫銜接”，繼續把全國民營企業力量凝聚起來，發揮民營企業在帶動鄉村產業發展、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能力、推動科技下鄉以及促進鄉風文明方面的重要作用，以更高起點、更高質量擔負起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責任使命。

——加強協調合作，制定更加精準的支持政策。一是結合不同區域民營企業分佈、產業發展特點等因素，合理制定工作規劃，分層次分步驟開展實施，協調財政、農業等各部門整合現有各類優惠扶持政策，創新金融、税收、用地等企業亟須的扶持政策。二是建立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聯合有關部門、民營企業、貧困村等主體，定期溝通扶貧情況，及時反饋存在問題，加強協調配合。三是優化扶貧資源配置，加大財政涉農資金和扶貧專項資金的整合力度，保證扶貧資金使用情況的審查力度。四是拓寬民營企業融資渠道，加強政企銀三方合作，簡化貸款中間環節，提高融資效率。

藉助科技企業智慧檢測技術，浙江白馬湖景區附近村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改善，享受到生態扶貧、旅遊扶貧帶來的福利。富威玲攝/光明圖片

——搭建信息服務平台，提高民營企業參與針對性。數字化時代應發揮大數據等技術優勢，提高扶貧工作水平。推動政府主導構建村企信息共享互動平台，民營企業與貧困村在平台上信息共享、相互篩選，提高匹配效率，實現民營企業與貧困地區信息之間的有效對接。在平台中，各地政府及時梳理、更新扶貧項目清單，供企業選擇；有用工需求的企業適時發佈招聘信息，方便在外務工人員就近就業；利用該平台實現企業信息披露，完善信用體系構建，加強對企業扶貧資金、資源的監督。

——優化產業結構，增強產業項目扶貧可持續性。一是藉助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加強產業發展的跨區域調控能力，優化不同區域產業發展格局，避免同質化產業惡性競爭。二是支持民營企業延長產品產業鏈，注重由初級農產品加工向精細農產品、特色農產品加工轉變，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積極帶動貧困户從注重生產和規模的傳統思路轉化為注重市場和品牌的全新意識，提升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三是積極利用電商市場的反向定製模式，通過網上渠道的銷售數據反饋，有針對性地調整供給端生產情況，降低風險損失，節省生產成本。

雲南綠春縣平河鎮大頭村拉祜寨，引進龍頭企業，採取“公司+農户”的形式發展黑木耳種植10餘畝，2019年已帶動當地羣眾户均增收3000元。新華社發

——強化價值共識，完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企業既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也有社會責任、道德責任。”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內容。一是要引導企業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財富觀和社會主義義利觀，充分發揚扶危濟困、樂善好施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優良品質，促進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二是要推動各類企業主動將社會責任納入自身發展戰略，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順應國家發展大局，把履行社會責任、參與貧困治理作為企業發展的內生需求，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三是要建立完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設定科學合理、操作性強的量化指標，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參與貧困治理的效果進行跟蹤、統計，予以獎勵，以此培養社會責任驅動型企業，將短期責任轉化為長期責任。

——理順促進民營企業參與鄉村振興的體制機制。民營企業參與鄉村振興，既能為鄉村振興提供重要人才和資本支撐，也為新時期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大戰略迴旋空間，可以助推民營企業的市場和業務向國內市場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擴展，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民營企業參與鄉村振興的方式，和精準扶貧既有一定聯繫，也有重大區別，應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在總結民營企業幫扶經驗基礎上，進一步理順民營企業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體制機制。應建立健全多元參與的產業治理機制，進一步完善民營企業、村莊社會和地方政府共同參與的多元治理機制，建立完善農民羣眾、民營企業和村莊集體之間的利益連帶機制，從而構建一個多方共同參與、共享發展、共同富裕的經濟共同體和治理共同體。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2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