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聰悦：西方民主遭遇嚴重“代際危機”

最近兩年西方國家研究機構發佈的多份調查和研究報告都顯示，全球範圍內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相較於他們之前世代的同齡時期，對“西式民主退潮”的認知都更為顯著和篤定了。

“民主退潮”與“青年震盪”同頻共振

隨着“千禧一代”和“Z世代”不斷強化數量優勢，並且變成各國人口、勞動力和選民羣體的主要梯隊，他們也成為西式民主國家經濟不景氣、政治極化和社會權力“內卷化”等不良後果的主要承壓者。

加之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引發的心理壓力和就業黑洞，都對即將或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羣體帶來格外沉重的打擊，而一些民主國家政府防疫抗疫反應遲滯、相互推諉的姿態，也進一步透支了年輕世代對本國制度和福利的信心，於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一邊質疑“民主紅利”是否真實存在，一邊被政治素人、新興政黨以及一些非主流政治運動或主張吸引。

換言之，“民主退潮”與“青年震盪”同頻共振，這意味着全球大多數民主國家至少在制度層面不得不應對一場史無前例的“代際危機”。

質疑西式民主的三大表現

當前年輕世代對西式民主的質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越來越視傳統民主政治要素為“雞肋”。他們看似政治冷漠的背後，其實是極度厭倦“重形式、不重實質”的西式選舉民主，以及對“議題導向型生活政治”的熱烈推崇。據此，各國年輕人不僅排斥政治作秀和政客套路，更樂於有效利用社會網絡給民意賦能，試圖將其打造成政治博弈的“替代品”而非“備選項”。

二是民主滿意度“低谷”集中出現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西歐和“盎格魯-撒克遜”民主國家（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四個地區。無論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裹挾的拉美和非洲國家陷入轉型疲勞（transition fatigue），抑或自我標榜“民主燈塔”的西方後工業化國家遭遇民主的“天花板”，在年輕人看來結果大同小異，即曾經的民主多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雖然較好地犒勞了前輩，但錯過了發展最佳窗口期的年輕人卻不得不為政治腐敗、貧富懸殊等制度“副產品”買單。

三是年輕世代對民主的不滿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對主流價值觀及其載體的反叛，表現為同時向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靠攏。徘徊於中下階層的不少年輕人被牢不可破的貧富鴻溝磨平了實現階層躍遷的理想，在他們看來，投靠右翼民粹主義、抑制文化和身份不安全感成為值得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與之相反，中產及以上、高學歷的“千禧族”則在社會政策方面崇尚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偏左，以改善瀰漫全社會的經濟不安全感為己任，故而左翼民粹主義恰恰迎合了他們對社會正義、公民能動性、自我實現的想象。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年輕世代通過從民粹主義理念、政黨以及激進候選人處尋求“秩序”、重拾安全感等方式“懲罰”民主，但這種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因為它實際是以犧牲國家長期戰略穩定和長遠發展為代價，來暫時緩解民主合法性與有效性危機。

西方民主代際危機原因何在

那麼，西方民主遭遇代際危機原因何在？拋開相關各國的綜合國力和發展水平不談，如下幾個因素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年輕世代反感民主的“催化劑”。

首先，所謂的民主紅利“口惠而實不至”，社會安全網也遭到有意無意的弱化。無論“千禧一代”還是“Z世代”，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對冷戰時期嚴酷的意識形態鬥爭缺乏概念，恰恰相反，卻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後遺症”中一路成長起來。其結果是，他們中不少人很難把民主看作引以為傲的價值高地或“良治”的代名詞。

另外，根源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貧富懸殊一直是西方民主政體的弊病。為了緩解日益尖鋭的勞資矛盾，比較典型的做法就是強化再分配，以及構築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在內的雄厚社會安全網。但近年來，隨着民主國家後繼乏力、政黨極化、社會撕裂，原本能為年輕人提供助力、緩解經濟和心理壓力的再分配機制日趨失靈，社會安全網也遭到有意無意的削弱，故而如今年輕人面臨的社會競爭殘酷程度、債務和生活壓力都遠高於曾處於相似年齡段的父輩、祖輩。加之階層固化嚴重，個人際遇越來越不取決於天資和後天努力，而是很大程度受到家庭出身限制，這使不少年輕人通過奮鬥改變命運的嘗試受挫，對民主的失望不言而喻。

其次，脱離草根的民主與“功利民主”作祟。全球年輕世代的民主滿意度之所以下降，一則在於“民主失焦”，意即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難直觀感受到民主暗含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吸納人民參與決策”等精髓要義。二則更令年輕人失望的是，民主在政客角力中加速“功利化”。一些所謂的政治精英對真正事關民生的發展議題採取權宜策略，對彰顯年輕人全球意識的氣候變暖、環境保護、難民安置等問題缺乏關注，但卻就競選環節大肆注資、百般投入甚至權力濫用，把輸出民意的過程徹底打造成了一場金錢與政治相互勾結的鬧劇。以上種種現實無疑使初出茅廬、涉世未深的年輕世代在審視本國民主制度時也早早戴上了“有色眼鏡”。

再者，數字化重置了民主門檻，也加速了政治憤怒的廉價複製。年輕世代生逢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普及之時。諳熟此道的他們快速將互聯網打造成了開展政治監督的新場域，有效消弭了政治參與的空間和時間壁壘，並用網絡的自由、平等、多元、去中心化持續削弱着傳統民主的“神聖感”。

但與此同時，對身處劣勢的年輕人而言，數字鴻溝卻又變相拔高了民主參與的技能門檻。這種公民對信息獲取和社會參與的非均衡狀態，助長了年輕世代的不滿。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某種程度上還為另類政治、極端言論、弔詭之辭提供了空間,一些頗具煽動性的政治口號由此頻繁地在年輕羣體中得到個性化共享。政治憤怒的“廉價複製”促使一些血氣方剛者主張繞過代議制民主的繁冗規程和無謂爭論，用橫向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直接政治參與模式表達自身訴求。（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