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耀東、謝若初：中日關係面臨三大挑戰和三大機遇

24日-25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等日本政要舉行會談。在新冠肺炎疫情未平、地區經貿合作取得重大進展、美國權力交接尚未完成的背景下，作為日本新內閣9月履新以來的首次中日高層面對面互動，雙方不僅再次確認穩定中日關係的戰略基調，更達成了五點重要共識和六項具體成果。未來兩國關係能否持續改善與發展，取決於雙方在當前複雜國際環境下的政治抉擇。總體上看，中日關係面臨以下三大挑戰與三大機遇。

首先，戰略互信仍有不足。就“菅內閣”而言，其雖多次強調建立穩定中日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並明確以“會形成反華包圍圈”為由對組建“亞洲版北約”予以拒絕，但在同其他國家發展雙邊關係過程中，時有針對中國的動作。例如本月17日，日本在同澳大利亞就簽署《互惠准入協議》基本達成一致、嘗試以中國為目標打造日澳“準軍事同盟”的同時，又在日澳首腦共同聲明中就南海、東海、涉港問題對中國橫加指責。這種雙面姿態阻礙了中日戰略互信的提升。

其次，民眾好感下降。本月17日公佈的第十六屆北京-東京論壇“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顯示，45.2%中國受訪者對日本持正面印象，與2019年45.9%的數據基本持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達89.7%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印象，較去年增長5個百分點。導致雙方受訪者持負面印象的主要原因是未對侵略歷史認真道歉、反省及釣魚島爭端，可見此類既有問題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仍不容忽視。

最後，美國因素影響。“特朗普衝擊”對包括中日關係在內的中美日“三邊關係”造成了干擾。一方面，美國蓄意在經濟、安全等領域同中國製造摩擦，導致日本傾向趨同於盟友美國，以消極姿態處理中日關係。另一方面，美國實施分擔防衞責任等舉措，使得日本謀求以提升軍事能力為突破口來擴大地區影響力，造成中日兩個地緣近鄰間產生齟齬的風險，日本防衞經費“八連增”即是明證。此外，尚待執政的美國“當選總統”拜登聲稱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也給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增加了不確定性。

不過，儘管存在一些挑戰，在中日關係的發展事關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上雙方存在着深厚戰略共識基礎，未來雙方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積極尋找機會，不斷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第一，加強經貿合作。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在堅持“政經不可分”原則的前提下，中日經濟合作發展有助於緩和兩國在政治、安全等領域緊張局勢。隨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正式簽署，如何推動其早日生效，進而積極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及區域合作進程，不但關乎這一全球規模最大自由貿易區的成敗，更決定亞太地區未來究竟屬於基於合作共贏理念的和平與發展，還是以冷戰思維為基礎的分裂與對抗。

第二，共同應對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兩國民眾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精神的感召下圍繞抗擊疫情展開積極互動。相較於已基本擺脱疫情影響的中國，目前日本正面臨第三波疫情及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加的雙重考驗。此時在繼續嚴防疫情基礎上啓動必要人員往來“快捷通道”，促進復工復產，無疑彰顯出兩國共克時艱、譜寫友好新篇章的智慧與決心。

第三，攜手共襄盛舉。未來兩年內，中日將相繼舉辦第32屆東京夏季奧運會、第24屆北京冬季奧運會兩大盛事，並迎來兩國邦交正常化50週年。以此為契機順勢擴大人文交流合作，增進民眾友好感情，進一步優化雙邊關係和民意環境，可謂恰逢其時。（作者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