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華：“後扶貧時代”的政策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消除數億貧困人口。中國特色的反貧困經驗包括：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生產率。同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健全各項社會政策，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包容式發展。

農村是反貧困的主戰場，隨着農村絕對貧困現象的全面消除，精準扶貧工作走向收官。國家運用政策手段幫扶農民，加大對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是農民擺脱貧困的直接動因。更為關鍵的是農民提升了市場參與程度。改革開放之後，農民大量外出務工，一方面，優質而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支撐起我國的出口加工業，推動我國從農業大國向製造業大國轉型，擴大了市場容量。另一方面，勞動力從農村釋放出來，打破農業長期形成的“過密化”發展狀態，突破農村發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在此過程中，農民收入持續增加，城鄉同時獲得發展。

目前，工資性收入超過經營性收入，構成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不僅個體家庭生活的改善離不開外出務工，區域間的發展差異也取決於農民的市場參與狀況。東部地區貧困人口少，原因在於這些地區的農民距離市場近，充分進入市場就業，實現人力資本的代際積累。相對而言，西部地區貧困發生率較高，如14個連片特困地區。這些地區的農民不僅距離市場遠，而且外出務工的時間相對較晚，參與市場的能力和意願都較低，過剩的勞動力被捆綁在狹小的土地上，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雙低”，人力資源浪費與貧困現象並存。

通過扶貧攻堅，一些制約個體和地區發展的不利因素被進一步消除。進入後扶貧時代，傳統意義上的貧困問題得到解決，但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會產生新的困難人口。貧困首先是一個發展問題，解決好發展不充分的矛盾是減少困難人口和防止貧困反彈的根本辦法。貧困也是一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問題，運用社會政策來調節分配，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亦必不可少。在具體實踐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深對貧困問題的認識。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當下的困難人口是在充分發展的背景下形成的，體現了“現代性”風險，如農民工傷造成的貧困，醫療、教育成本提高造成的貧困。這些與傳統時期的“匱乏性”貧困不同。市場是消除貧困的第一動力，但是，市場也具有“內貧困”機制。市場在消除傳統貧困的過程中，也會製造出新的貧困。未來要繼續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同時，還要加大實施社會公平政策，彌補市場的不足。

二是辯證地看待城鄉關係。城市與鄉村是兩套不同的系統。鄉村的經濟發展程度一般低於城市，農民的收入一般低於市民，但是農村的再生產成本低。鄉村空間廣闊，農村實施集體土地制度，綠水青山就在眼前，再加上農民擁有包括住宅在內的大量未貨幣化財富，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背景下，農民的生活質量不一定低於市民。將城鄉分開看，有房有地有生活的農民構成中國最大的“中等收入羣體”。堅持保護型城鄉關係，避免政策激進，保留鄉村作為退路，可同時降低個體風險與社會整體風險。

三是鄉村產業發展宜謹慎。農民不僅深度參與全國勞動力市場，而且深度參與全國性的農產品市場。一些地區的工作重點今後轉移到鄉村振興，大力發展鄉村產業，鼓勵農民投資。必須要認清市場規律，市場是開放的，哪裏有機會，哪裏就有競爭。充分的競爭帶來了充分的發展，並形成了市場中的相對均衡。農村市場容量有限，政府的產業扶持政策有可能造成過度競爭，形成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這類做法人為加劇市場波動，不僅造成財政上的浪費，還將農民推上風口浪尖。在市場有效的環節上，政府需避免過度介入，農業領域更是如此。（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