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綠色發展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推動綠色發展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訪談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桑科濕地景觀。新華社發

2020年10月12日，內蒙古舉辦以“發展現代種業，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綠色農畜產品博覽會。新華社發

青海上半年清潔能源外送電量突破100億千瓦時。圖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大唐青海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兩名工作人員在光伏電站內進行巡檢。 新華社發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十四五”規劃建議從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學習貫徹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就要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構建生態文明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本刊採訪了四位專家學者，請他們從不同角度暢談對“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學習體會。

超前佈局 為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達峯創造條件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訪談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降低碳排放強度，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到碳排放峯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達峯行動方案。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鄭重宣佈：“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重要宣示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擘畫了宏偉藍圖。

那麼，新的減排目標會對哪些地區和行業產生較大影響？這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意味着什麼？

在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教授看來，新的減排目標要求我們必須有更加緊迫的減排措施：“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經濟轉型領先，一些地區在‘十四五’期間完全可以提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峯目標；另一方面，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都比較高的重化工行業，‘十四五’期間也應該率先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峯目標，不能再盲目擴充產能。必須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優先發展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產業、現代服務業——當然，這對於重化工業或煤炭業來説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也不失為一個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

何建坤認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峯值，涉及“十四五”“十五五”兩個五年規劃，所以“十四五”就要加強行動，很好地超前佈局，這樣才能為“十五五”實現二氧化碳達峯創造良好基礎。

“在國家層面，‘十四五’期間，我們需要繼續確立有力度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標，並把這些目標分解到各個省區市，使其不斷強化節能減排責任制，促進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在地方層面，‘十四五’期間要推進達峯行動，各省區市也要做一個行動計劃。總的來講，全國範圍要保證在2030年之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峯。”何建坤説。

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最高的一種能源載體。在何建坤看來，要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峯，首先煤炭的消費量要達峯。“因為到‘十五五’以後，石油的消費量要爭取在2030年左右達到峯值，而作為清潔、優質、低碳能源的天然氣還會有所增長，仍然會增加少量二氧化碳排放，所以2030年之前，煤炭消費量必須下降（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電來代替煤電以及減少散煤的終端利用），使天然氣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由煤炭消費量下降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來抵消，如此整個能源消費排放的二氧化碳才能達到峯值，不再增長或開始下降。”何建坤錶示。

為了在2030年之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峯，除大力節能，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間還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何建坤預測，未來10年，我國每年新增的風能和太陽能這兩種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裝機容量將達到1億千瓦左右，10年就意味着會增加10億千瓦左右。

“10億千瓦是什麼概念？現在美國所有的煤電、氣電、可再生能源電總的加起來才10億千瓦，而未來10年內，我國僅風能、太陽能新增加的發電裝機容量就相當於美國現有的發電裝機總量。可見，我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速度和規模相當大，在推動我國能源結構轉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將對世界的低碳轉型發揮積極引領作用。”何建坤説。（光明日報記者 張 蕾）

推進綠色生產、綠色生活、綠色消費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訪談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增強全社會生態環保意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這些重要論述，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明確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環境污染嚴重影響高質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進，哪方面也不能落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以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既要創造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生產或創造出更多、更優質的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羣眾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楊峻嶺説。

楊峻嶺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建設美麗中國擺在重要地位，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把綠色發展納入新發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納入三大攻堅戰，打響藍天碧水淨土保衞戰，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髮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生態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五”期間，各地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各項決策部署，以打贏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為主線，環境污染治理取得顯著成效。“但也要看到，‘生態環保任重道遠’的嚴峻現實。生態環境的壓力依然處於高位，結構性污染等問題還很突出。”楊峻嶺説。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要在鞏固已有成績和經驗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新思路和方式方法。“最根本的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按照五中全會部署要求，在科學、精準和依法上下大功夫，持續推進大氣、水體、土壤污染治理。比如，大氣治理方面，要加強細顆粒物和臭氧協同控制，這也是重點和難點。協同意味着不能單打獨鬥，要齊抓共管，意味着行動一致、目標一致、標準一致，集中攻堅的重點也一致。”楊峻嶺表示。

推進環境質量持續改善，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對此，楊峻嶺認為，一方面，各級黨委、政府要下大決心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營造綠色生產、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良好氛圍，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積極開展重點行業、重要領域的綠色轉型和產業升級，努力構建科學合理的生態文明體系。另一方面，要持續深入地推進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學習宣傳貫徹，積極培育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態道德意識、生態憂患意識，積極倡導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適度消費、節約消費、合理消費的綠色消費習慣，讓熱心環保、參與環保和貢獻環保的觀念不斷深入人心。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積極參與和引領應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對此，楊峻嶺説，要積極發揮中國在全球生態環保國際合作方面的作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治理創新路徑，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助推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積極探索應對全球生態問題的“中國方案”，講好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的“中國故事”。

楊峻嶺説：“我們還要不斷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生態環境領域的對話交流和務實合作，增強自身在全球生態領域的團結協作能力，努力同各國人民一道建設和維護清潔美麗的地球家園。”（光明日報記者 王昊魁）

新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優勢何在

——訪北京林業大學國家公園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鈞

“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針對如何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了重要要求。對此，北京林業大學國家公園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鈞深有感觸：“回顧我國自然保護地的發展歷程，其特徵是從單類型分散管理到體系化整合治理的漸進過程。以前的分散管理方式存在諸多共性問題，比如重複設置、保護地的功能定位不準確、過度開發和錯位經營現象嚴重、保護目標與社區發展存在衝突、管理缺乏法律法規支撐等。”

在他看來，這些問題的產生，究其原因是我國原有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缺乏頂層設計。“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好人地關係，包括自然資源與生態系統的長效保育、與保護地相關的人類社會的平衡發展與合理利用、協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關係的運行機制等多個方面。”

如何從體制機制層面加以統籌解決？張玉鈞表示，需從解決多頭管理體制，建立有效的資金投入機制、自然資源產權制度，完善多種途徑的社會參與機制等方面加以解決。

張玉鈞進一步解釋説，目前自然保護地的管理已經轉由專門、穩定的權威機構行使統一管理，原有管理模式造成的空間上交叉重疊、管理碎片化的諸多問題將徹底得以解決。而通過建立以財政投入為主的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可以滿足自然保護地的“人頭費”、辦公費、資源保護費、科研費和基礎設施建設費等基本需要。“這不僅有利於提高保護能力，也是全民參與人地和諧關係構建的重要途徑。”

在建立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方面，張玉鈞表示，國家除對自然資源保護和利用進行監管外，還會嚴格履行國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的職責，實施統一調查和確權登記，建立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這將對我國自然資源資產的確權、規劃管理和監督產生積極影響。同時，應逐步建立常態化、強制式的第三方監督機制和廣泛的社會參與機制，以保障社會各界的知情權和拓寬參與渠道，並保證從規劃到實施都置於社會、公眾強有力的監督之下。

“不同類型與級別的自然保護地不僅具有明確的設立基準，而且資源稟賦優勢突出：國家公園是最具國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因其質量與穩定性高而成為自然保護地體系的主體；依據主要保護對象的類型，自然保護區可分為自然生態系統、野生生物和自然遺蹟三個類型；依據自然資源稟賦等，自然公園可分為森林公園、濕地公園、風景名勝區、草原公園、荒漠公園、海洋公園、地質公園等七個類型。”張玉鈞表示，整體上的分類分級管理將是未來建立自然保護地體系的重要方向。

目前，圍繞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和自然保護地整合，我國在管理機構統一、自然資源保護與資產確權、管理保障體系建設、社區協調機制完善以及國內外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除實施差別化的分類分級管理外，體系化整合治理的實現離不開保護能力建設、保護與利用動態關係的平衡機制等。此外，還有一些具體細節也需要關注，比如整合治理過程中過渡期的產業引導、特許經營制度的建立等。”張玉鈞説。（光明日報記者 張 蕾）

管好自然資源“家底” 產權人當好家是關鍵

——訪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李宏偉

在自然資源管理進程中，一些地方存在資源資產所有權人不到位、權益落實難等問題，導致無序開發、保護不力。“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法律法規，加強自然資源調查評價監測和確權登記。

“通過依法明確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的權利行使主體，健全產權體系和權能，完善產權法律體系，平等保護各類產權主體的合法權益，可以更好發揮產權制度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激勵約束作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李宏偉表示。

李宏偉説，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取得質的飛躍。在體制層面，新組建自然資源部，統一行使自然資源資產管理職能。在制度建設層面，出台自然資源調查監測、確權登記、節約集約利用、有償使用、生態補償等重大制度，基本搭建起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制度體系。在管理層面，基於系統思維，將原來的對土地、礦產等國土資源管理拓展到對森林、草原、濕地、水資源、海洋等自然資源資產統一管理，並首次將生態系統納入自然資源資產管理範疇；構建“多規合一”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的國土空間用途管制，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整體保護、系統修復、綜合治理，自然資源部門開始全面行使“兩統一”職責（即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

“特別是嚴格質量管控、確保數據真實可靠的國土三調持續推進，將全面摸清各地自然資源真實本底情況，為建立系統完整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奠定堅實基礎。”李宏偉表示。

針對部分自然資源分類、調查評價標準不統一，家底不清甚至交叉重疊等問題，2019年，自然資源部在系統梳理、整合原國土資源、海洋、測繪地理信息、城鄉規劃等統計調查制度的基礎上，出台《自然資源綜合統計調查制度》及土地、礦產、海洋等八套專業統計調查制度。

李宏偉認為，未來，切實做好自然資源調查監測和確權登記等基礎性工作，應以落實產權主體為關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體系。比如，在明確自然資源產權主體權責利方面，“設定與中央、地方各級政府以及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主體相應的收益、止損、補償等權責，根據自然資源管理目的，平等保護各類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主體合法權益。實行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做好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委託代理制度”。同時，要尊重市場規律，促進市場競爭，完善交易市場和評估評價與競價機制，建立完善自然資源定價機制及明確、穩定、受法律保護的產權利益分享規則。

加快建立自然資源統一調查評價制度也是重要方面。她説：“要建立自然資源、檔案管理制度，全面動態掌握自然資源家底。在充分利用已有數據資料基礎上，查漏補缺，將需要補充調查的數據資料及需求納入全覆蓋的調查中，如國土三調、年度變更調查，實現多調合一、一調多用。”

“還要完善統一確權登記制度和技術標準體系，加強產權登記信息應用。”李宏偉認為，要明確自然資源分類以及物理邊界，充分考慮自然資源的整體性和依附性，以不動產登記為基礎，清晰界定各類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及派生的其他權利邊界和主體。創新“互聯網+不動產登記”形式，升級改造自然資源確權登記數據庫及配套數據庫管理、登記信息、信息分析、數據共享服務及社會化服務系統，為健全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體系搭建管理服務平台。（光明日報記者 楊 舒）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30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