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香港通識科改革的力與度

近日，香港特區教育局宣佈，新高中通識教育科將實施比較大幅度的改革：維持必修必考，但只設合格與不合格，釋放考試壓力，明確重要的學習概念和知識，重視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國民身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和憲法基本法教育，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設立適用書目表（即審定課本）等，改革修訂之後的科目，可能改一個新學科名稱，不再沿用“通識教育科”這個名字。

這是一個除舊佈新的重大舉措，不妨用“除舊之力”和“布新之度”來作教育專業上的分析：

先看除舊之力。首先，改革通識教育可以大幅度降低教育界熾熱的政治化氛圍，讓教育迴歸其本身應有的樣子。從2012年第一屆通識科香港高考開始，香港政治議題就幾乎成為這門學科必考的題目。從來高考都是教學的指揮棒，怎麼考就決定了怎麼教和教什麼。與此同時，自2012年始，香港爆發“反國民教育”事件，香港社會乃至校園教育的政治化氣氛變得一年比一年熾熱，2014年違法“佔中”，2015年旺角暴動，一直演變到去年的“黑暴”，大批學生和老師捲入其中，行動越來越激進，最後走向違法暴力，價值觀越來越極端，從本土演變為“港獨”，最後變成反華。以通識教育為集中體現的香港教育，在國民教育被污名化妖魔化及嚴重欠缺正面價值教育引導的前提下，其課程和考試的政治化與社會政治運動的熾熱化是同步發展的，自然互為影響。因此，對通識科作大刀闊斧地改革，通過去除掉課程中與學生身心發展完全不相適應的政治化內容，是一件還教育專業，還校園寧靜的大好事。

其次，通識教育最初提出的教育目標，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在沒有應試壓力的前提下，自由地探討和認識國家發展，但最後還是採用與其他科目同樣的考試成績7級評定標準，應試壓力頓生。現在改回用“合格／不合格”，其實才是回到通識教育的初心。

在網絡信息時代，老師和學生都難以分辨哪條信息是可信、合法的，哪條是虛假的、違法的，因此教材送審是有利於把教學內容是否恰當的分辨工作交給教育局處理，其實更加方便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何況香港所有學科的課本本來都是要送審的。

再看布新之度，畢竟改革後的通識科仍舊是維持必修必考的學科地位，何況從局方公佈的信息來看，新的課程既提供國情教育、法治教育的內容，更有把回內地交流考察納入到新的課程之內等新內容。故此，實在不宜因對現有通識之不滿，而遷怒於改革後課程之上，繼而輕忽其教學實踐，最終不利於推動國情教育和法治教育。

關於在校園內推行國民教育及法治教育，一直存在兩種模式的爭議，一是專科專教，專門設置一門學科來教授國情和法律；二是所謂的滲透模式，所有相關的學科和學習活動，都要分擔教學內容。專科專教的國民教育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中被污名化和妖魔化，變成只有滲透式的教育仍在進行中。然而滲透式的國民教育有極大的缺陷，首先沒有學科和科專責老師負起教學責任，科科有責變成無人問責。其次就是教學過於碎片化，無法予學生準確、全面的教育，讓別有用心的人士有可乘之機，以偏頗的內容向學生“政治洗腦”。

因此，無論是推動國情教育，還是國家安全教育和法治教育，都需要兩條腿走路，兩種模式都要有。當中最為關鍵之處，便是能夠通過重新改革通識教育科的內容，讓它成為一門適合進行國情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學科，專科專教地讓學生們認識國家、認識法律。與此同時，其他相關的學科或活動，亦都可以分擔，用更加輕鬆生動的形式進行教育。專責和分攤，有主有次。

最後，目前香港的中學主要是通過“姊妹學校”“同根同心”等計劃赴內地交流考察，雖然數量龐大，但內容和形式比較參差。如果將其納入改革後的通識科框架，便可進一步提升去內地交流的正規化程度和課程化程度，釐定清楚的教育目標和教學模式，使得學生在交流過程中，帶着明確學習、觀察和思考的目的，有助於提升學生對當地國情的瞭解認識，培養正面的價值觀。（作者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