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三重矛盾折射中東發展之困

隨着伊朗高級核物理學家法赫裏扎德在首都德黑蘭被暗殺，中東情勢緊張程度升高。伊朗直指背後的策劃者是以色列，並誓言將展開報復，而以色列多年來一直將伊朗的核發展計劃視為眼中釘。這背後則是一些矛盾在中東長期存在且週期性爆發，他們已成為困擾中東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世界各地區均構成了強烈衝擊，而百年來飽受磨難的中東地區更是困難重重。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十週年到來之際，無論是處在格局轉換、秩序重建中的中東地區，還是面臨國家建構和轉型雙重使命的中東國家，都面臨如何走出“百年中東之困”的歷史使命。

歷史遺產與現代性

首先是帝國遺產。中東地區作為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曾產生了一系列對人類歷史有着深刻影響的帝國。帝國爭霸留下的歷史遺產至今仍在發揮其作用，當今土耳其、伊朗兩個主要地區國家的地區領導權訴求多少與奧斯曼、波斯帝國遺產的沉渣泛起相關。

其次是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殖民主義對中東的深刻影響，不僅在於通過肢解奧斯曼帝國強加給該地區的不合理的民族國家體系，更在於源自西方的理念、思想、制度等“現代性因素”的輸入，並突出表現為民族主義、世俗主義對中東的深刻影響。

第三是中東傳統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的歷史遺產。儘管中東存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三大一神教，但對當今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中東三大主體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共同信仰的伊斯蘭教，而源自西方的現代性則包含了源自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文化和希伯來-基督教傳統，因此西方現代性對伊斯蘭的衝擊事實上和中東地區三大一神教的“正統之爭”密切結合在一起，並由此影響了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猶太文明的複雜關係。

當前，無論是民族國家作為現代政治單元在中東的“水土不服”，還是世俗化作為西式現代化在中東所激起的宗教與世俗的尖鋭矛盾，都與帝國遺產、殖民遺產、傳統文化遺產及其複雜關係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看，中東伊斯蘭國家需要消解上述三大遺產，構建具有自身特色同時又吸收外來合理因素的現代性，即找到合適的政治組織、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道路。

自主性與依附性

擺脱殖民主義歷史遺產，實現自主性發展是發展中國家及地區面臨的共性問題，但是由於中東地區在地緣上與歐洲宗主國的距離更近，中東地區衝突便於外部大國進行干預，多數國家在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選擇方面自主性不足，中東區域一體化和地區主義孱弱等等，都構成了中東國家發展缺乏自主性的根源。

在實現獨立後，儘管中東國家進行了長期的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反體系鬥爭，其政治力量主要體現為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義和70年代以後的伊斯蘭主義，但是二者都沒有處理好獨立自主與開放發展的關係。例如，埃及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表，在其發展進程中始終存在對外依附的嚴重問題，如納賽爾時期先依賴西方後依賴蘇聯，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時期又嚴重依賴美國和西方，尤其是落入西方“新自由主義陷阱”，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在“阿拉伯之春”中轟然倒下的重要根源。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在不同時期都發生過類似的問題。

除此之外，中東地區也缺乏集體自力更生的地區一體化機制，其深刻的根源在於地區內部對抗、信任嚴重缺失和外部大國長期的強勢干預，使地區合作長期空轉，最終使中東成為地區主義發展最為薄弱地區之一。

因此，中東國家實現自主與開放的平衡，中東地區走向集體自力更生，才是中東走出發展之困的必由之路。

轉型壓力與治理能力

中東民族國家體系形成於一戰後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肢解，民族國家體系形成的外部性特徵，國家內部部落、宗教、教派、族羣等傳統組織的大量存在，使得中東民族國家建設異常困難，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不足。在“阿拉伯之春”中，共和制國家多發生政權更迭，而君主制國家則面臨深刻的轉型壓力。

首先，宗教與世俗的關係。近代以來，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呈現出世俗化不斷加深的趨勢，但世俗與宗教的關係鮮有和諧的典範。埃及始終存在穆斯林兄弟會代表的伊斯蘭主義力量與民族主義政權的抗爭；伊朗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劇烈的世俗化之後轉向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斯蘭化；土耳其則在實行了百年激進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之後，出現向宗教回擺的所謂“消極世俗主義”。因此，未來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無論如何都很難徹底排除宗教的影響，實現宗教與世俗的理性平衡任重而道遠，更要面對遏制極端主義的難題。

其次，國家與非國家的關係。中東民族國家建設困難，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不足，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東國家始終處於超國家與次國家力量的擠壓和撕扯之中。中東地區的超國家力量並非地區合作層面的地區組織，而多是泛民族、泛宗教以及跨國教派、跨國族羣等力量，次國家力量則更加複雜，包括具有地區和國際滲透及影響能力宗教政治組織（如穆斯林兄弟會）、宗教極端組織（如“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和民族分離力量。超國家和次國家力量對國家的消極影響也恰如一些學者所言，“在中東，次國家和超國家認同與國家認同展開競爭，激勵着跨國運動，並限制着純粹的國家中心主義的行為。”

當前，對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大疫情下的中東國家而言，面對着遠超過其他地區的多重壓力，協調歷史遺產與現代性的關係，從依附性發展走向自主性發展，完成國家建設和治理能力的建設，無疑將是其在21世紀的長期課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