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禁捕：為全局計，為子孫謀

【財經論語】

作者：李琴（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智庫研究員 陳家寬（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發展研究院高級顧問）

長江經濟帶是依託長江的流域經濟。長江生態系統完整性和流域系統性是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基礎。長江經濟帶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是對自然規律的尊重，也是對經濟和社會規律的尊重。

由於獨特的地質歷史、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從長江源頭到河口，有三江源、橫斷山脈、秦嶺太白山、洞庭湖—鄱陽湖和長江河口等具有全球意義的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長江流域又擁有文明起源與發展必需的豐富生態、生物多樣性、礦產和空間等資源。

考古證據發現，從17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早期雲南元謀人階段起，長江流域就有古人類頻繁活動和人—地關係發展史的有力證據。農耕文明時代，稻作、茶藝、製陶、絲綢等中華文明標誌都在長江流域或發端或繁榮；巴蜀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贛文化、徽文化、和吳越文化等文化多樣性也在長江流域形成與繁榮。工業文明時代，從河口溯流而上，依次形成工業集聚的長三角城市羣、長江中游城市羣和成渝城市羣。無疑，長江與黃河流域都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搖籃，也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支撐。

在過去幾十年快速、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下，長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形成了“資源越捕越少，生態越捕越糟，漁民越捕越窮”的惡性循環。實施禁捕，讓長江休養生息，勢在必行。

2018年，共抓長江大保護格局基本確立，但流域生態功能退化依然嚴重，長江“雙腎”洞庭湖、鄱陽湖頻頻乾旱見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庫仍處於富營養化狀態，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

為了推進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恢復，長江流域已長期實行了禁漁期和禁漁區等制度：從2003年起，長江流域實行每年三個月的禁漁制度；2015年12月起，調整為每年四個月的禁漁制度；2017年1月起，長江一級支流赤水河率先實施全面禁漁十年的試點；2020年1月1日起，長江流域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全面禁止生產性捕撈；2021年1月1日起，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即“一江兩湖七河”）等重點水域全面實行十年禁捕制度。

這次十年禁捕制度的設計，是基於近20年保護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完整性經驗與認識的科學總結。首先，禁捕時長為十年。原因是長江裏的大部分魚類完成生活史通常需要四年，禁漁十年可讓它們繁衍兩三代，種羣得以恢復。其次，禁捕範圍廣，包括長江流域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和“一江兩湖七河”（長江干流、2個大型通江湖泊和7條重要支流）。主要考慮到珍稀瀕危和特有魚類等在長江空間分佈及洄游型魚類生活史不同階段對生境的需求。此外，禁捕制度充分考慮到退捕船網處置，退捕漁民補償補助、轉產就業和社保安置及禁捕執法監管，真正做到退得出、禁得住。

無論從哪種維度看，長江十年禁捕，是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計，也為全人類的未來謀福祉。從生態學維度看，通過十年禁捕，可以有效保護和恢復長江水生生物特別是魚類多樣性，維護河流生態系統完整性和提升長江生命力。從經濟學維度看，可以儘快恢復長江生態系統健康和提升流域生命共同體的生態服務功能，為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支撐。從社會學維度看，23.1萬漁民將退捕上岸，擺脱“越捕越少，越捕越窮”的困境，引領退捕漁民走上富裕道路。從全球範圍看，長江經濟帶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不但將對長江流域內生物多樣性保護起到關鍵作用，而且將對我們的子孫和人類未來的生態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長江流域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將對全球大河流域治理帶來寶貴啓示。第一，在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實踐中，我們認識到：地球陸表是由流域集合而成的，因此，全球治理的基本單元是流域，重中之重是大河流域的治理。第二，在十年禁捕決策過程中，十年禁捕是共抓長江大保護的關鍵之舉，只有通過禁捕才能恢復長江生態系統完整性與流域系統性。第三，在長江禁捕退捕行動中，要把生態環境治理與經濟社會治理結合起來。目前，長江流域各級政府依法依規“清船”“清網”“清江”“清湖”；同時，保障退捕漁民的基本生活，千方百計積極落實安排退捕漁民轉產上岸就業和落實社會養老保險等保障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

長江十年禁捕，必將開啓我國大河流域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新篇章，長江經濟帶必將成為我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場。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0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