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基層治理讓每個社會細胞都健康活躍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先後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和基層代表座談會上，對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和明確要求，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使每個社會細胞都健康活躍，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將和諧穩定創建在基層。這些重要論斷把握時代特徵，為社會治理理論研究、規劃編制、體制創新、力量部署、資源保障劃出了重點。“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進入新發展階段，為迎接新機遇、回應新挑戰，促進社會活力與社會秩序的統一，基層社會治理應處理好以下四層關係。

處理好基層黨組織與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關係。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將黨的領導融入到多元治理主體中，不斷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範圍。在業委會、社會組織、物業服務企業等組織中加快完善佈局，通過成立小區黨支部、樓棟黨小組等實現黨組織全覆蓋。在此基礎上，通過構建市—區—街道—社區四級基層黨建聯動體系，深化拓展毗鄰黨建、樓宇黨建等區域化黨建工作，將互不隸屬、層級不同、領域多元的基層黨組織統領起來，以減少各個治理主體之間存在的信息溝通難、事務協調難以及相互合作難等問題。同時，以提升優化服務供給為目標，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動員優勢、資源統籌優勢和密切聯繫羣眾優勢，強化黨員來自羣眾、服務羣眾的宗旨理念，切實將抓黨建、抓治理與抓服務統一起來。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組織引領和機制引領，推動形成多元主體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合力推進的良好工作格局。在協調多元利益訴求方面，發揮黨委部門的整體工作優勢，通過舉行“議事協商會”“民情分析會”等健全完善多元協商民主機制，引導多元主體共同討論事項、表達利益訴求、開展溝通協商，把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層。

處理好傳統治理方式與現代治理技術之間的關係。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是直接面對羣眾，事務瑣碎複雜甚至艱鉅繁重，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和重心，也是絕大多數矛盾糾紛的“集散地”。在基層治理過程中，必須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由碎片化向系統化轉變、由經驗化向科學化轉變。與此同時，加強技術治理深度介入，打破信息壁壘、時空界線、條塊分割、認知差異等多次元壁壘。長期以來，不同行業領域、不同系統層級之間普遍存在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導致公共事務推進困難、公共問題解決進程受阻。這就需要我們必須構建統一的數據共享平台、科學的數據彙集機制、合理的權限配置方式以及法治化的保障程序，在綜合治理的精準度和有效性上下功夫。需要指出的，積極挖掘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元素至關重要。比如一些地方探索打造“和順茶館”“家風館”“鄉賢評理堂”等基地載體，通過陣地建設、建章立制和氛圍營造，把和文化、孝文化、鄉賢文化等融入到基層治理過程中。在具體實施中，除傳統的活動陣地和宣傳形式外，還可藉助移動互聯網、掌上APP、微信小程序等技術力量和平台優勢，進一步形成擴散效應，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和行動力量，廣泛傳遞好聲音、凝聚正能量、引領新風尚，在價值上和情感上塑造認同感。

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之間的關係。頂層設計是“自上而下”的設計，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基層創新就是立足於基層，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探索尋求一切能夠貫徹好上級決策部署的辦法。顯然，正確認識和把握“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二者之間的關係，從而真正做到在戰略決策上堅持頂層設計、統一領導，戰術選擇上鼓勵基層創新、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出推動改革發展的強大動能。加強基層社會治理體制機制創新，須逐步實現由“碎片化”向“體系化”轉變。針對跨部門協作難、跨層級銜接難、多主體協同難以及信息傳遞互通難等關鍵治理環節進行體制機制的再設計和再改革。以問題和需求為導向，通過流程再造、關係重塑、資源整合等方式，從根本上釋放基層社會治理效能。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堅持完善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制度化渠道，將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由點上“盆景”發展為面上“風景”。從各地治理實踐來看，當前圍繞以黨建引領居民自治、共建共治促進服務提升等方面，已在全國各市區、鎮街、村居等不同層面湧現出豐富的實踐創新，應及時總結梳理，將具有可複製性、可操作性的好經驗、好做法，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化下來形成治理常態。同時將一批行之有效的基層治理經驗、模式上升到制度設計層面，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推廣應用，推動建設更加成熟、定型、有效的社會治理機制。鼓勵各地在摸清自身底數、盤活轄區資源、解決問題上發力，因地制宜創新特色治理實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強調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重大任務和奮鬥目標，而“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正是這一重要目標的理論課題和實踐命題。市域層面既是國家大政方針落地實施的關鍵場域，又是基層治理實踐創新的重要“前線指揮部”，既是重大矛盾風險的聚集地，又是城市治理與農村治理的融合體，具有較為完備的社會治理體系以及強大的統籌協調能力，也是重大矛盾風險的化解地。因此，要在市域範圍內進行統籌謀劃和實施基層社會治理，以城區為重點、覆蓋農村、聯動城鄉，從理念、體系、能力等多個層面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隱患，及時回應人民羣眾的訴求期待。

處理好常態基層治理與突發危機治理之間的關係。聚焦關鍵治理領域，創新探索常態化基層治理。“十四五”時期，我國在城鄉一體化治理、老齡化社會治理、互聯網治理、老舊小區治理等領域將面臨常態化長期性挑戰。以老齡化社會治理為例，開展精準化養老服務是其中的關鍵環節，要在制定分區分級規劃、落實標準化監管、培養專業化人才以及推進智慧養老等方面提前思考、提前謀劃。總而言之，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聚焦關鍵治理領域關鍵治理環節，創新性運用綜合治理方法，前瞻性開展常態化基層治理。樹牢風險防範意識，將常態基層治理優勢轉化為突發危機治理效能。新發展階段面臨系統性、整體性重大風險的概率大大增加，特別是信息安全、網絡安全、公共衞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形勢更為嚴峻，對基層社會治理在快速反應、廣泛動員、高效整合、有機協同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前置突發危機治理關口，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提高基層幹部風險識別和應對能力，構建共建共享、羣防羣控的常態化危機預防體系以及應急協調轉換機制。在預防、處置以及善後的全流程各環節，推動人員廣泛動員、及時響應，資源快速整合、高效配置，提高治理效能、降低治理成本。探索將應急狀態下一些好的經驗做法，進一步轉化為常態化的治理實踐。經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治理大考之後，仍須進一步在破解社會治理力量下沉、自治力量的激活與聯結、“平站結合”的模式方面轉換、智能化治理應用以及分級分類的精準治理策略等方面深入探索，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標準化治理等方式形成治理長效且有效，讓每個社會細胞都健康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