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在發展，法律服務怎樣更精準

12月3日，在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東外街道辦事處長虹社區，工作人員正在向居民普及憲法和相關法律知識。胡江濤攝/光明圖片

【你問我答】

提問人：江西省萍鄉市蓮花縣良坊鎮黨委書記 劉曉飛

村民利益無小事。為妥善化解村民之間因合同訂立、婚喪嫁娶、遺產繼承、徵地拆遷等產生的各種矛盾糾紛，基層幹部不僅要當“滅火隊”，更要做“暖心人”。在農村，親情與法理常常交織在一起，既要通過法律化解矛盾，也要注意促成家庭和睦。

近年來，我們鎮田心村根據村級事務的性質、內容和辦理方式，把村務事項分成3類，即通報類、懇談類、表決類，開闢了溝通村情民意的“快速通道”。我們通過黨員大會、村民代表大會，從提事、議事、定事、辦事、評事五個環節，讓村民瞭解、理解，並參與其中。

為了更好地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起來，我們還採用了便民信箱、公示欄、電話諮詢等多種形式，為村民提供諮詢、講座、答疑、調解、訴訟等法律服務，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生活中遇到的矛盾衝突或法律糾紛。今年，我們又以微信、QQ、郵箱等為平台，探索出“線上接受+線下答覆”的便民法律服務模式，讓村民們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便捷專業的法律服務。

探索越來越深入，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了。我感到，隨着村民們生活越來越好，對法治服務水準的要求也“水漲船高”。我們的工作怎樣才能提高質量，力爭永遠比村民需求“快一步”？期待您的點撥。

答問專家：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渠 瀅

您説得很對，基層法律服務的供給不應該是單向輸出，而是必須立足於羣眾的切實需求，實現基層矛盾和爭議的實質性化解，從而真正打通法律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農村等基層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完善是有效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的基礎條件，也是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基層政府學習借鑑“楓橋經驗”，初步形成了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網絡，探索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模式。在此基礎上，如何讓法律服務更加精準高效，的確是基層政府面臨的新問題。我覺得，可以從“三個更”着手提升。

更有温度。基層的矛盾和糾紛大多由瑣事引發，類型複雜多樣，“人情”色彩濃重。當事人的訴求可能並不僅限於解決法律爭議，而是希望化解生活中長期存在的矛盾。這就要求農村法律工作者不僅能解決專業性的法律問題，也要直面糾紛中的情感衝突；不是簡單機械地適用法律，而是以當事人的利益和實際需求為導向，尋求法理與情感的平衡，做到案件處理的合法、合情與合理。

更有彈性。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就要以靈活多樣的法律服務方式應對基層社會矛盾的多元化，並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特別是對由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等引發的案件，可以優先選擇非訴訟矛盾解決方式，在依靠律師解決專業性問題的同時，吸納社會化、非專業化的人民調解組織等不同類型法律服務主體來推動案件調解，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制度靈活、高效、低成本等優勢。同時，由於基層社會處於持續發展變化之中，公共法律服務的內容和側重點也應當與時俱進，及時回應和滿足基層社會不斷提升的公共服務需求。例如，在當下的法治宣傳中，應將近年來比較突出的電信詐騙、非法集資等問題以及防疫管理制度等作為重點宣講內容。

更接地氣。當前，廣大農民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仍有待加強，法治宣傳教育依然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基層法律服務的工作重心。與高等院校的法學教育不同，面向基層的法治宣傳要充分考慮基層羣眾、特別是村民們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法治宣傳並非“陽春白雪”，應當有生活裏的煙火氣息。在面對不同受眾時，法治宣傳的方式和手段也要創新調整。例如，相聲、小品等藝術形式可以成為法律知識的載體，模擬法庭可以更加直觀地幫助基層羣眾感受公民的守法義務和法律的神聖威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