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讓羣眾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最近一些年來，各地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已經基本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黨建引領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政府主導的能力也得到了顯著提高。正因為有了黨組織強有力的領導，以及政府的統籌協調，我國打贏了疫情防控戰。

尤其是，疫情防控鍛造了一大批優秀的黨員幹部，廣大基層幹部經受住了考驗。疫情期間，筆者和廣大基層幹部有廣泛接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奮不顧身地投身於疫情防控工作。很多基層幹部都經受住了各種考驗，但他們都沒有打退堂鼓。一支優秀的幹部隊伍，是基層治理的最大資源，也是將來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最大倚仗。疫情防控是對幹部政治素質、專業素養和羣眾意識的全面檢測，筆者認為，基層幹部隊伍在這次疫情大考中得了高分。

同時，必須看到的是，我國的社會治理還存在諸多短板，社會活力不足是其中的重要表現。在很多社會事務中，基層社會普遍存在“政府在幹，羣眾在看”的現象。一些本屬於社區自治範疇內的事務，越來越成為政府的公共服務。比如，村莊內的公共環境衞生、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等，長期以來都依靠村民自己籌工籌勞解決。現如今，這些事務幾乎都成為了政府的職責，基層社會長時間缺乏關於共同體事務的合作實踐。在疫情期間，在防疫這項關係到人民羣眾切身利益的事務上，人們也很難自主開展集體行動，大多數地方都依靠動員黨員和幹部下沉到社區開展工作，羣眾是被動對象。有些基層黨委政府雖然動員了部分羣眾參與疫情防控，但相當一部分羣眾也是有一定報酬的臨時聘用人員。

隨着社會的發展，社會事務越來越多。一些過去不存在的，或是原屬於家庭功能的事情，隨着城鎮化的推進和公共治理變革，成了社會問題，如空巢老人的養老、兒童4點半課堂等問題，給不少家庭帶來了困擾。這催生了龐大的社會服務市場，也催生了不少社會組織。市場主體滿足了部分羣眾的訴求，大多數社會組織依靠政府購買服務體系，在為羣眾服務的過程中獲得生存空間。然而，市場主體面臨市場失靈的問題，一些市場主體反而加劇了社會問題；而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具有寄生性，其服務效果也堪憂。

這些現象説明，社會治理在喪失活力。在社會治理共同體中，在一定意義上，黨委領導和政府主導的目標不是對社會治理事務的包辦代替，而是要通過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以及政府主導的強大統籌協調能力，把羣眾動員和組織起來，讓羣眾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一旦羣眾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實踐，社會就會有無限活力。

社會活力的重要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組織起來的羣眾具有無窮的力量。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有相當多的社會事務是細小瑣碎，卻又與羣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事務。這些事務，很難通過黨委政府去包辦代替，只適合於羣眾自己合作和組織起來解決。比如，社區環境衞生維護、鄰里糾紛調解等，社區積極分子和羣眾性組織去解決的效果，比黨委政府包辦代替好。二是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能夠找到合適位置。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市場機制和社會機制不可或缺。其關鍵是，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都需要有主體性，它們不該是政府承擔社會治理責任的白手套，而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重要一員，是合作者。因此，市場主體的效率和社會組織的活力，是社會活力的題中之義。

當前，激發社會活力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迫在眉睫的任務。這其中，黨委政府需要正確發揮領導和主導作用，應避免包辦代替思維。尤其是在涉及羣眾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不應不切實際地大包大攬，而是把工作重點放在組織和動員羣眾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才有自主成長的空間，才能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發揮其自身優勢。（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