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牟堅：文化強國的核心是文明內聚力

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遠景目標，以中國傳統的“體用”論觀之，“文化強國”之“體”是文化價值觀所形成的文明內聚力，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説“我們生為中國人，最根本的就是我們有中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

要深刻理解“文化強國”，就離不開對於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以及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的雙重理解。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等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當時的中國以及中華文明之存亡接續如2600多年前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記載：“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就五千多年文明史而言，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在歷史上曾屢次遭逢類似如2600年前存亡接續般的危機與挑戰，春秋之後則有南北朝、宋元之際、明清之際等，但中華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機與挑戰，使得文明傳統保持延續性，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中華文明的內聚力。其價值觀就是《禮記》所説“親親”與“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義之道”，“親親”之“仁”代表和諧，“尊尊”之“義”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體內部必有的張力。內在之價值發而為制度，則是政治層面的“設官分職，任賢使能”與社會層面的家族、宗族、家庭之孝道，這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制度化生活安排。政治層面的“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則落實為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階層對於“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道”的政治與教化的雙重責任之承擔，中國政教之秩序乃是大一統之秩序。政立基於教，文教凝聚於儒家士大夫階層對於以經、史之學為核心的中華文明原典之傳承與詮釋。

《五經》在宋以前承擔提供文明秩序之功能，以《史記》《資治通鑑》為代表的史書一以貫之的是中華文明意識，維繫、延續的是文明傳統。宋元以下《四書》地位上升到與《五經》幾乎同等的地位，朱子窮其一生之力完成的《四書》詮釋所形成的“朱子學”建構了極強的文明內聚力，如此才有能力同化此後入主中原的蒙元與滿清政權，朱子的《四書章句集註》成為蒙元與滿清兩朝科舉考試依據之標準。蒙元與滿清顯示了中華文明的內聚力與民族融合之一體兩面，唯有朱子學所建構的超強文明內聚力，才有根本能力來達至民族融合。這也顯示中華文明內聚力在具有的延續性同時也具備創新性，唯有創新之活力才有延續力。文明傳統之延續就如流動的活水一樣，無分過去、現在、未來之水，延續與創新實為一體兩面。循此方可在文明史長時段的縱深中深刻理解今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明意涵。

中國在近現代面對西方列強之侵略而欲救亡圖存，就必須完成現代化，這一現代化轉型絕不同於小國船小好掉頭而無有文明衝突壓力，乃是超大國家、大文明體的現代化，必經曲折、艱難之痛苦，甚至一時為了器物層面的快速現代化而在某一歷史階段否定自己的文明。這一決絕否定從歷史長時段而言，是克服文明久則生弊的自我修正，同時表面上是學習外來文明，同時在根底處是激活文明體內部豐富性的某些資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之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方面是現代中國的實踐，同時也是中華文明傳統融合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化”之義甚深。

一旦中國在器物層面快速現代化，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則中國由對於發展器物的信心發展到對於文明的信心，更深刻地意識到近現代中國不絕如縷之根本在於最深處的文明內聚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最終在根本上乃是文明覆興。回顧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在救亡圖存，在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真是“過了一關又一關”，我們過了多少關，真是“絕知此事要躬行”。中國在救亡圖存的危機與現代化的挑戰中一方面“扶危繼絕”，讓中華文明得以延續，重建了大一統傳統，同時又在經受西方文明、現代化的激盪中發展、創新了中華文明傳統。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方面理解國家對於考古學的高度重視，中國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提供了文明內聚力的信史支撐，另一方面深刻理解“十四五”規劃對於“四史教育”——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的重視，同時“四史”與中國文明史又構成連續與發展、創新的全體貫通的一體關係。這也是在中華文明史的縱深中把握作為中華文明自覺繼承與創新者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士大夫精神及其“日新其德”精神的繼承與創新。正是中國共產黨承擔在現代中國繼承、創新中華文明內聚力的文明使命。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作者是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