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觀察丨美國分化：發展失衡 美國已分裂成兩個經濟體？

美國智庫最新研究顯示，過去40年，美國極少數人與大多數人之間的收入鴻溝越來越寬，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也越來越大。不少學者指出，美國已經處於一種發展失衡狀態，正在破壞社會的凝聚力，加劇分化。

●收入差距持續惡化四十年

根據美國社會保障署 (SSA)本週公佈的數據，美國人的工資收入差距仍在持續擴大。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PI）分析數據認為，從80年代開始的“富者恆富、富者愈富”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

從1979年至2019年之間，1％的人工資增長了160％，而90％的人工資僅增長了26%；即使是頂端的1％人口，其收入差距也很大，位於金字塔頂端的0.1％人口工資收入激增了345％。（上圖）

需要強調的是，這只是指工資（Wages）等報酬收入，並不包括股權、資本收益等。如果按照資產來計算，收入差距更是天量數字。根據“政策研究所（IPS）”等多家機構11月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在美國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數千萬人失業，而富人的財富卻在暴增。從3月中旬到11月17日期間，美國647位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近9600億美元；3月份以來，美國新增億萬富翁33人。

部分左派學者認為，美國收入差距的根源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總統執政時埋下的。里根大刀闊斧減税，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調控。特別是減税，使富人得到了最大的好處，實踐了所謂“涓滴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理論，即給富人和企業減税可以改善整體經濟，財富如同向下滲透的水，最終惠及窮人。

里根的強力改革，確實帶領美國經濟走出了70年代的滯脹，實現了快速發展，但是也給美國留下了貧富分化的副產品。

美國經濟史學家約翰·科姆洛斯（John Komlos）計算，在1985納税年度，減税使頂端1％的人增加了35萬美元的收入，普通家庭增加了3500美元，而窮人只增加了數百美元（以現在的美元購買力計算）。

在這個過程中，富人們增加的不僅是財富，還有政治影響力。這也導致近四十年來，儘管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上台，經濟政策也有很大差異，但富人的蛋糕卻越來越難撼動，成為美國經濟社會的一大隱患。

●發展失衡助推政治極化

美國有3100多個縣級行政區。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統計，今年大選投票，拜登贏得了477個縣，特朗普贏得了2497個縣，看起來數量差距懸殊，但是如果按經濟體量對比，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拜登贏得的這477個縣經濟總量佔美國的70%，而特朗普贏得的2497個縣僅佔30%（下圖）。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新現象。從2000年大選以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贏得的縣約在472至666個之間，但支持民主黨的縣佔全國GDP的比重已經從55%上升到了70%。

美國作家和時評人查爾斯·史密斯（Charles Hugh Smith）認為，這看似政治上的兩極分化地圖，而真正的兩極分化是經濟和金融：美國本身分化成了兩個經濟體，這兩個經濟體幾乎沒什麼共同點。生產資本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和少數地區，而且收入和政治權力為資本所吸引，因此，金融差距/不平等現象遠遠超過了政治地圖上所描繪的70/30差距。

《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認為，美國正向知識和數字經濟轉變，政治版圖似乎也在隨之變化。自2000年以來，幾乎在每次選舉中，民主黨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的選票份額都在增加，而共和黨人則日益成為小城市和農村地區選民的主要選擇。有人稱其為城市與農村的鴻溝，但它其實也是數字經濟與藍領經濟的鴻溝。

“藍色美國（支持民主黨）”的人口越來越多元化，普遍受過大學教育，並大量投資專業和技術企業；相比之下，“紅色美國（支持共和黨）”則更多是白人，上大學的可能性更低一些，而且依賴勞動密集型行業，例如製造業、建築和能源等。

距離記者駐地僅20分鐘車程的弗吉尼亞州勞登縣（Loudoun）是美國著名的數據基地，包括亞馬遜等大企業都在這裏建有數據中心，美國媒體估計，全球70%的互聯網流量都要經過該縣的數據中心。勞登縣是數字經濟典型的受益者，家庭收入中位數多年排名全美第一。

和勞登縣形成反差的是美國最近熱播的一部電影《鄉下人的悲歌》。這部根據自傳體小説改編的作品引起美國輿論的熱議，講述了美國東北部“鏽帶”地區隨着傳統制造業的衰落，底層白人不得不在貧困、吸毒、酗酒的困頓中掙扎，失去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通道。

這兩個極端典型彷彿是對“紅藍美國”最好的註解——今年大選，拜登在勞登縣贏得了超過60%的選票，而2016年，賓夕法尼亞等“鏽帶”三州的支持則直接將特朗普送上了總統寶座。

勞登縣先進的數據中心（左）和“鏽帶”衰敗的工廠（右）似乎是對“紅藍美國”最好的註解

● 美國經濟社會呈現斷層 中層弱化下層絕望

經濟史學家約翰·科姆洛斯指出，美國經濟的錯位體現在：“鏽帶”等地區停滯不前的低工資、人們負債增加、社會（階層）流動性下降，隨之而來的是絕望；而在另一些地區和領域，經濟簡直是“蓬勃發展"。

但問題並不是里根一屆政府造成的。克林頓政府時期大舉放鬆金融監管，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取消了高風險的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隔離，無異於給資本從事投機鬆綁。正是華爾街的貪婪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隨後的布什政府繼續給富人減税，而在金融危機爆發後，用納税人的上萬億美元救助大銀行。在美聯儲的支持下，奧巴馬政府繼續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向華爾街提供慷慨的支持。2009年3月，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市值加起來跌得僅剩240億美元。如今，僅花旗銀行一家的市值就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但當年救助它們的納税人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資本收益。

科姆洛斯認為，對華爾街的救助，可以看作“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財富轉移”。而美國公共電視網 (PBS) 2016年在分析“特朗普現象”時就指出，這是對美國中產階級的一次巨大打擊。1979年至2011年，美國中間階層（收入水平20%至60%的人羣）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而收入最高的1％人羣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下圖）

中產階級這一社會穩定器失靈，無疑加劇了美國的極化。

查爾斯·史密斯認為，美國社會和經濟現在已經分成了兩個層級，下層的民眾缺乏向上流動的渠道。“美國經濟的下層已經 ‘去資本化’，取而代之的是債務累積。資本只流向日益集中的上層經濟，上層從不斷上升的債務潮中獲利，而債務潮在過去20年中一直維持着下層經濟的活力。”

掌握資本的富人和借債度日的窮人差距越拉越大，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史密斯期待新一屆政府能給出答案。（央視記者 王逢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