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珍惜公共品資源高效率組合

什麼叫公共品，如何認識公共品？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公共品是與競爭性產品不同的，為社會大眾所共同分享使用的公有產品。其實，這是一個不甚精準的理解，用理論邏輯打開公共品序列一看，人們會發現理論空間中有多組公品，還有更多組共品，而且後者數量要大得多。公品和共品都沒有競爭性、不可交易，但公品和共品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品性差異。公品是全社會民眾共同分享使用的，比如税收、國防、教育，共品是一組人分享使用的，比如電商平台、體育俱樂部、協會、微信羣。公品具有強制性，而共品是自願的。中國和西方都經歷了封建社會，但歷史上積澱下來，西方的共品成分多，中國的公品成分多。

完成上述理論認知進步是過去30年間的事情。近些年來，在國際上廣受關注的中國兩個互聯網聚類，“黑蝙蝠”（BAT，百度、阿里、騰訊首字母縮寫）和“頭米滴”（TMD，頭條、小米、滴滴縮寫）業態模式，迫使經濟學家把上世紀80年代以後多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理論串起來思考。這時人們才發現，“哦，原來他們討論的是與市場制度產品完全不同的共品制度！”1986年的諾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發現“俱樂部品”；2009年諾獎獲得者奧斯特羅姆討論共地產品；2010年諾獎獲得者戴爾蒙德討論就業市場，2020年諾獎獲得者米歐格拉姆討論拍賣市場，全都是共品。更令經濟學家驚異的是，想來想去，中國的共品比西方多得多，眾多共品聚類支持下的基礎公共品的工作效率比西方要強得多。

舉一個例子，在防控疫情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健康碼，起初只是阿里平台的一個副產品。但對比一下，人們就會明白中美在對待健康碼系統時的不同及所造成的政治經濟學後果。今年3-5月，阿里把長達20年涉及上千億研究積累的一個重要成果——健康碼體系無償饋贈給了中國250多個地方政府。當各省市運用同一個基礎平台開發各自系統的時候，追蹤10億人以上的巨量工程在數字捕獲、傳輸和認證意義上變得唾手可得。設想一下，如果“健康寶”這10億個賬户到美國上市，要被評估為多少億元人民幣？中國的經濟體系怎麼能一下在短時間內就創造如此規模的上市企業？美國人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美國人做不到呢？想想看，美國哪個企業，在過去數百年的行商曆史中，把自己發明的專利以體系性饋贈的方式送給過美國政府？再設想，即使美國企業送給政府一個健康碼體系，許多美國的老百姓也未必願意配合政府追蹤自己兩個星期的行蹤。

在中國，疫情期間老百姓從一地到另一地要掃健康碼。不同地方把自己基於健康碼基礎層的應用數據連起來，瞬間就能實現追蹤。中國人對把具有公共品性質的發明放到社會當中去不會吝嗇，社會管理部門在行使公共管理時，民眾也願意配合。一句話，中國生成共品然後與公平結合的交易成本比西方低多了。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六代數字企業獨特迭進的歷史邏輯超過西方的勢頭。

中國人在生產平台型共品方面與西方相比具有強大的比較優勢。中國在消費B to C方面（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建立的消費平台）高於美方兩倍的經濟成分就是這一秘密所在。為什麼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傷害相對更小？原因是中國社會中正向公共品組合更多，更有能力對付這種負加外部性衝擊。最近，華為開始組建自己的開元源代碼平台，有近30萬工程師參與，遠遠超過谷歌20年形成的開源系統人數。美國人吃驚之餘，不明白這不單是因為中國人多，更是中國公共品的建構歷史有3000年的歷史積澱。

但是，公共品強並不是僅僅有正加外部性一面，也會有負加外部性的一面。用經濟學語言説，就是因為中國社會中的公共品多，所以我們毀掉一部分公共品的成本就不怎麼高，不怎麼在乎。但是，保護中國社會獨有的公共品組合資源、優化公共品的最佳比例，是我們理論界今天需要特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上世紀80年代以後成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藉助科斯理論前提，拼命想把所有公共品從經濟學大廈中趕出去，最後連凱恩斯主義也容忍不了。後果是，美國在疫情氾濫期間幾乎什麼也做不了，只好期待發明疫苗這種競爭性產品來挽救疫情。其實，疫情是個外部性衝擊，打開外部性建設公共品的時候，如果現政府堅決不支持，其他人再着急也沒有用。正反兩面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一定要把公共品這種東西用得更活、更好。中國在公共品方面資源多，生產效率高，請珍惜這種公共品資源的高效率組合。（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