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歐式大國平衡術邏輯與風險

在美國國內政治仍僵持之際，“拜登效應”在歐洲持續發酵：先是歐盟放出風來，準備與美國討論一個“新跨大西洋議程”並“協調對華立場”；並非巧合的是，北約幾乎在同時也重點討論了“中國帶來的重大挑戰”。歐洲似乎正在積極主動地向華盛頓示好並尋求“對華共識”，甚至英法還計劃將軍事力量存在向亞太延伸。這是否意味着，歐美已經迅速合流並做好了聯手應對中國的準備？

用主動作為爭“平等夥伴”

如果結合背景分析一下，可以發現歐洲這番操作的首要目的是想落實“去特朗普化”的政治目標，並展示出做美國“平等夥伴”的政治姿態。在享受“拜登獲勝”帶來的短暫興奮時，歐洲也在思考如何延長興奮期的問題。

思考的結論，一是在美國政治分裂的形勢下，不能坐等美國找上門來“破鏡重圓”，歐洲必須利用美國政治的切換期來主動出擊並提前發力；二是“想拜登之所想、急歐洲之所急”，與其抱着傳統盟友關係“迴歸”的幻想，不如將“跨大西洋關係”的“轉型”和“重塑”作為更符合實際的目標。因此歐洲需要延續並放大“拜登效應”，需要通過對美示好來落實“去特朗普化”，需要通過展示主動來對美國政治、社會和民意施加影響，並助推美國下屆政府的外交政策發生從言到實、由表及裏的變化。

為了達到這些政治目的，歐洲在對美國的喊話中很注意技巧，在起承轉合和遣詞造句上都做了精心包裝。先是對特朗普政府對歐美關係造成的傷害幾乎隻字不提，而是將對拜登的一腔熱情化作了滿滿的“正能量”，只論合作不言分歧，似乎藉此就能證明特朗普真的是美國和歐美關係的一次“意外”。

然後，根據拜登團隊提出的美國政策優先目標，開列出歐美進行戰略對接和政策合作的“菜單”，從抗疫、經濟、氣候變化再到如何應對中國，水陸畢陳、琳琅滿目。

最後，是通過一次主動的隔空喊話和以退為進的合作要價，歐洲試圖將此前歐洲內部“大西洋派”和“戰略自主派”之間的爭吵，消弭在要與美國進行“平等合作”而非卑躬屈膝的政治姿態中。因此歐洲現在最想要的是特朗普別捲土重來、歐美關係要止跌回升、內部能協調一致並自主發聲。

拿“中國挑戰”撓美國癢處

歐洲深諳“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要想讓“新跨大西洋議程”獲得美國的積極回應，就必須從它的癢處下手。在做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競爭也難轉圜的判斷後，要在中美之間插上一腳、同時向中美提高身價就成了歐洲的主要策略。

歐洲首先想做的，是和美國統一對中國的“認識”，用它自己提出的中國是“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的定位去影響美國，希望將它提升塑造為歐美對華的“共同認知”；其次是借歐美“共同價值觀”搞事，將中美競爭意象化為“民主同盟與專制主義”之間的鬥爭，這成為貫穿歐盟文件和北約報告的主線，也是歐美能形成某種“對華共識”的政治基礎。

歐洲更想做的，是以應對“中國挑戰”為要挾，讓美國在“迴歸多邊體系”“重擔領導責任”的過程中，為歐洲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鞏固歐洲的競爭力優勢、為歐洲提供安全保護以及為補償歐洲在中美競爭中的損失繼續出錢出力，因此從貿易、關税、5G、6G、數字、碳税到關鍵設施和人工智能，從“限制中國影響”到“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歐盟和北約一口氣開出了一長串的要價，以此作為和美國協調對華政策的前提條件。

如果沒有“中國因素”，做慣了大哥的美國很難接受歐盟要求它“統一認識”、承擔責任和付出代價的合作條件，很難放任北約中的歐洲盟國繼續逃避安全責任。但有了“中國挑戰”，歐洲的這些要價就有了和美國“共同應對挑戰”的“正當理由”，歐盟可以繼續依託美國的經濟科技體系，北約不合時宜的生存續命也才有了動力和目標。

外部因素難解歐美心病

年初暴發的疫情和歲尾收官的美國大選，成為歐洲調校國際定位、轉變外交姿態的重要影響因素。疫情至今不斷困擾歐洲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讓歐洲的外交尤其是針對形勢向好的中國具有了更多的進攻性，但在特朗普仍自行其是的形勢下，歐洲在面對中國時總缺些底氣。美國民主黨執政的前景無疑給歐洲打了一劑強心針，拜登團隊中外交建制派的迴歸更讓歐洲對借美國之力解燃眉之急有了更多期待。

在對拜登及其政策變化近乎偏執的期待下，歐洲會不惜以暫時或局部犧牲中歐合作的利益為誘餌，來向華盛頓示好。如果拜登對歐洲的殷勤投桃報李，在未來中美歐三角的複雜博弈中，歐洲會在政治、外交等領域向美國傾斜。

但歐洲自身的問題和歐美之間的心病，不是靠渲染“中國挑戰”就能解決的。在熱鬧的政治炒作和外交互動後，留給歐美關係的最大障礙、雙方“對華共識”的最大考驗，是比歐洲拋給美國要價單更長的問題清單：經貿摩擦、數字税、碳關税、長臂管轄、北約軍費、土耳其問題、伊核協議……而在歐洲對美國期待過高、自身籌碼又有限的情況下，一旦雙方在上述任一問題上難以合拍或者短期內難以解決，就會迅速讓歐洲產生挫折感和幻滅感，侵蝕掉並不牢固的合作基礎。

如果到那時，歐洲想要重新施展平衡術，在中美之間實現回擺，將可能不僅推高機會成本，還會讓自己的“戰略自主”形象大打折扣。（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