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四個武漢家庭的抗疫故事：中國人的凝聚力藏在日常生活的瑣碎裏
環球時報赴武漢採訪組
初冬傍晚的漢街，身着潮服的年輕人正在當街演唱，被暖到心坎的路人掏出手機專注地錄着，也有人的注意力並不在此，忙着跟同伴討論即將新開張的網紅奶茶店，是不是值得排隊幾小時。武漢帶着熟悉的煙火氣復甦了，速度就像當地解放大道上出租車的車速，不過年初的那場沒有硝煙的抗疫之戰留給這座城市的痕跡依然存在，口罩佩戴率可排全國前列，飯館裏一次性餐盤幾乎是標配……2020年即將過去，為了深入探究這場疫情帶給武漢市民怎樣的改變，《環球時報》記者再赴武漢，傾聽親歷那場抗疫戰爭的醫生、康復者和志願者回顧各自的經歷。
首位被確診的重症醫生：我告訴兒子，爸爸是個英雄
“大腦缺氧時，整個人都是‘空’的，沒有多少思維，只是看着心電監護儀，只剩害怕。”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急診科醫生陸俊向《環球時報》描述起自己年初感染新冠病毒直至呼吸衰竭時的感受，表情平靜得像是在向新來的實習生講課。
陸俊告訴記者，他應該是第一個被確診的重症醫護人員。此前他接受媒體採訪時猜測自己可能是1月2日被感染的，那天晚上，他接診了大概30個發熱患者。從1月5號下午出現發熱症狀到10天后漸漸無法自主呼吸，再到1月29日病情好轉，陸俊在生死線上遊走了一圈，病情最重的時候，是一種“要被淹死的感覺”。那段時間，甚至傳出陸俊“因病去世”的謠言，以至於他聽説有沒搞清楚狀況的同事為此大哭一場，“其實我真要是不幸去世了，對當時的醫護人員一定是個比較大的打擊，因為當時抗疫主力還是年輕醫生，如果你開始害怕的話，被感染的幾率就會成倍的增加。”
為了讓戰友們堅持住，陸俊決定主動闢謠，委託一名醫生拍下他帶着醫療設備做原地蹲起的視頻，畫面裏的陸俊完成一次蹲起需要七八秒的時間，看上去非常吃力，畢竟在兩三天前，他連手機都拿不起來，“就是為了給同事打氣，那個時候內心強大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瞭解這類病，知道熬過最初二十多天的階段，可能就會慢慢恢復了，還是比較自信的。”在被《環球時報》記者問到是否擔心自己挺不過時，陸俊這樣回答。最終，他贏下了這場戰鬥，1月29日他從金銀潭醫院轉回到同濟醫院，並於3月28日出院。今年6月，陸俊重返工作崗位，上班的第一天，醫院的相關領導和同事都在迎接他，但整體氣氛温馨而平靜，“同濟醫院90%的醫護人員其實都是在抗疫一線，都是戰鬥英雄。”
陸俊説，現在他的身體狀況已恢復了90%，但能明顯感到跟患病之前有所不同：“比如我去查一個病牀，幾十米的距離以前可能半分鐘就走到了，現在只能慢慢的走，能感覺心跳得比較快。”在他看來，雖然新冠病毒給肉體帶來負面影響，但這次“從醫生到病人再到醫生”的角色轉換，讓自己對醫生的責任有了新的理解：“再一次以醫生身份站在病人牀前的時候，看着心電監護儀，我就覺得回來真好，又可以為病人解決他身上的病痛，去問診的時候也會對病人有更多的關注和理解。”
記者瞭解到，患病期間，陸俊一直瞞着家人，父母在2月份才從新聞裏得知兒子患病的消息，在出院後，他只是淡淡地告訴3歲的兒子：“爸爸一直在上班，支援前線。爸爸是個英雄。”
疫情讓倔強的父子和解 康復者：我變得“佛系”了
“我會永遠失去他嗎？”當陳林（化名）眼睜睜看着父親被送入ICU病房時，腦子裏蹦出這個可怕的念頭，而這在過去20多年的人生裏都從未出現。而這時，他幾乎已經忘了自己儘管症狀很輕，但也是一名感染者。
陳林父親的症狀是在吃完年夜飯後出現的，起初是咳嗽，然後氣喘。當時武漢疫情已經相當嚴重，但僥倖心理讓他們都覺得這樣的事情不會落到自己頭上，父親甚至還埋怨是陳林把感冒傳染給了自己，因為在這之前，陳林已經斷斷續續咳嗽很長時間了。
陳林從沒在醫院見過如此讓人窒息的景象，由於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求診病人塞滿醫院，候診時間都是幾個小時起步，“我親眼看到一個病人在我面前昏過去，跟演電視一樣。”
之後的十多天裏，陳林每天要在醫院守20個小時幫父親爭取住院機會，就靠着早上出發前的一碗麪條扛一整天，這樣的極限狀態持續到2月11日，陳林揹着已經無法行動的父親上車、住院。看到父親住進病房，陳林感覺身上和心裏同時輕鬆了，卻忽然有些站不住。
其實陳林也有住院的機會，但他向社區主動申請將機會讓給一位年長的鄰居。接下來，陳林收拾行李住進隔離點，在那裏吃了“畢生難忘的一頓飯”，“肉丸、大蝦，紅燒牛肉、辣椒，幾乎全部都是葷菜，吃着吃着眼淚就流下來了。”
新冠病毒讓陳林和父親隔開一個多月的距離，卻拉近了他與父親疏遠了20多年的心。出生於傳統家庭的陳林一直想創業，但最終還是拗不過作為退伍軍人的父親，在當地法院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疫情前，他和他父親關係非常不好，“一次談話幾乎不會持續10分鐘。”
父親病癒後，這對沉默寡言、互不低頭的父子的關係開始升温。“父親開始耐心地聽我説，理解我想要的生活，支持我一直夢想做的事。”陳林説他注意到，父親出去買菜，買的全都是兒子愛吃的菜。他坦言，這場疫情軟化了自己的個性，讓自己變成一個温和的傾聽者。“我變得‘佛系’了，看什麼都不是事兒。之前總認為自己什麼人都見過，算是見過世面的。但這種直面生死的場面，真的會讓人覺得‘活着就挺好’，不再執着於爭鬥。”陳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病癒後，他從隔離點出來第一件事就是買了好多口罩，直接送到附近的一家孤兒院。
話雖這麼説，但當談到美國不斷詆譭中國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時，陳林又按耐不住自己的“好鬥”脾氣：“你看美國那邊，疫情那麼嚴重，搶劫到處都有，我們武漢有嗎？一個都沒有，在封鎖期間，武漢的居民真的是團結起來抗擊疫情。武漢人民永不投降，我們將向世界證明武漢會更強更好。”
志願者：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只是被日常生活的瑣碎所掩蓋
一月末，陳星旭開車帶着愛人去武漢國際博覽中心幫助分配物資的路上，兩個人在車裏號啕大哭，“武漢以碼頭文化著稱，平時充滿煙火氣，很熱鬧，連市民講話都很大聲，但當時封城後，碩大的城市空無一人、萬籟俱寂，竟然能聽得到鳥叫。”
陳星旭是武漢520志願者組織發起人，他談起當時的反應仍感覺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畢竟反差太強烈了。就在封城前幾天，他和愛人正在雲南旅遊，愛人的一個十幾年的閨蜜退羣並且把他們拉黑了，理由是“我們在武漢水深火熱，你們還在外邊玩。在羣裏看着不舒服。”
“其實做志願者是我愛人先提出的。”陳星旭説，自己當初只是抱着陪老婆的心態去的物資發放現場，但這一去，就完全被當時的氛圍包裹了。“從來沒有看過那樣的場面，幾百輛車一直排到館外，到處都是身穿防護服的人，一種臨戰的感覺。”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跟他一起去的志願者只有13人，帶隊的讓他們一人領一套防護服，自己卻根本不知能幹點啥，“就好像要上戰場了，自己卻從來沒摸過槍，當時腿真的有點哆嗦，我老婆都笑話我了，現在想起來還慚愧。”
陳星旭記得很清楚，一位同批抵達的志願者是個非常瘦小的女孩子，“感覺還沒有我一半體重，人家一手提着大箱子，一手提着足有50斤重的消毒水，飛快地走，不説休息也從不喊累。”卸貨卸到巴基斯坦的物資車時，陳星旭的情緒又一次無法按捺，“每個箱子上卡了一包口罩，那些物資看起來並不整齊劃一，但能看出來是舉全民之力捐贈的，幾個大男人的眼淚一下就下來了。”
現在回想起志願者的工作，陳星旭都不清楚自己是怎麼挺過來的，接救助電話、對接物資、跟政府協調、提建議等繁複的事讓人的腦子24小時處於“超載”狀態，“經常接完一個電話，緊接着再來一個電話，然後前一個電話內容都忘得一乾二淨。”一天吃不上一口飯是常事，但總有人記得他們，陳星旭曾接到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孩電話，説要給志願者送物資，“夜很深了，街道像是死了一樣，遠遠看着她從黑暗裏走出來，提着一大包零食。那時候覺得她是個天使。”
讓陳星旭欣慰而滿足的是，在經歷初期的混亂之後，溝通機制逐漸理順，社會各界的建議和問題被政府部門充分吸納，武漢乃至全國的抗疫戰爭效率大幅提升，他拿出手機給《環球時報》記者看，聊天記錄顯示，一位省領導不管多晚，都會立即回覆他的求助，“我們志願者團體2月上旬到中旬，每天早上5點都會更新一批數據和建議，通過相關渠道，據説這些材料幾個小時就能到中央領導的案頭。”
4月8日武漢解封那天，陳星旭和朋友來到江邊，聽着響起的鐘聲，百味雜陳。陳星旭説，這場疫情讓他感受到武漢人性格深處的温暖一面，“以前總有人説武漢人‘排外’，性格粗獷，不是這樣的。我們車上貼着志願者的標誌，明顯能感覺到來自其他車輛的禮讓，這樣的小細節三天三夜都説不完。”
“我們小的時候聽到黃繼光、董存瑞之類的英雄故事，總覺得離自己很遙遠，但是這次我真正相信小時候受的很多教育是真實且具有現實意義的，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是被日常生活中的瑣碎所掩蓋的，在和平年代掩藏所有國人的心底，但是一旦遇到危難，迸發出來的能量將是驚人的。”陳星旭説。
下沉黨員幹部：引導兒子捐款買愛心菜送困難羣眾
1月27號晚上20點，窗外傳來的《我和我的祖國》歌聲讓武漢市公交集團光谷營運分公司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何愛敏多少有點意外，她之前曾看到朋友圈裏有人號召打開窗户合唱，但以為只是一句玩笑話，“我們趕緊跑到窗户邊，歌聲響起來的時候，心裏真的突然湧出一股勁兒。”這股“勁兒”對當時的武漢市民太重要了，何愛敏説，當時人們正處於封城後的沮喪階段，生活節奏全被打亂：“這東西（病毒）看不見摸不到，而且有那麼多需要救助的人，就在你的身邊。真的有點恐懼。聽到自發的合唱，就感覺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這樣團結起來，明天是有希望的。”
何愛敏所説的希望，不僅來自於醫護人員的奮戰，也來自於抓實阻隔、服務羣眾工作，這是防控疫情的重中之重。根據公開報道，2月份上旬，為解決拉網式大排查和社區24小時封控中的人手不足問題，武漢市廣泛發動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黨員幹部職工下沉一線。截至2月27日，下沉人員已達4.45萬餘人。何愛敏和在武漢市市場監管局工作的愛人黃家玉雙雙也投入到一線。
面對記者的鏡頭，初一的兒子黃君熙談起很長時間獨自在家的日子，委屈得哭了起來：“害怕。萬一他們要是被感染了怎麼辦？一個人在家很孤單，即使他們回來吵個架，也熱鬧點。”
讓何愛敏欣慰的是，疫情期間明顯感覺到兒子長大了，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己下沉的地方有很多生活很困難的人，獨居老人一隻蘿蔔可能要吃三五天，她就想辦法買些愛心菜送過去，“當時我覺得是個教育和引導兒子很好的機會，就在微信上試探一下‘媽媽這次捐了2000塊錢的菜，你能不能也參與一下？’沒想到他瞬間就答應了，説‘你從我的存款裏面扣’。我當時特別欣慰，因為曾經為了讓他給我買一個價值20塊錢的生日禮物，都需要做很長時間的思想工作。”
出門是與疫情拼殺的戰士，回到家則是平凡的爸爸、媽媽和兒子，回顧過去的2020年，一家人的笑容和淚水在記者的鏡頭前盡情釋放。在何愛敏看來，這次抗擊疫情是一次“洗禮”，而兒子黃君熙則第一次感覺到團結的強大力量。
“想説的話太多，現在卻只有一句：不管是有多大的災多大的難，我很慶幸我是中國人。”黃家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