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留下多少教訓

至今年年底，“阿拉伯之春”已經延宕整整10年，回望過去，需要總結和反思的內容實在太多。

對於“阿拉伯之春”的性質，時至今日仍然眾説紛紜。在筆者看來，“阿拉伯之春”是一場席捲阿拉伯世界的地區性政治與社會運動，增強民主、改善民生構成其主要政治訴求，民眾和政治反對派以推翻現政權為目標的政治抗議浪潮構成其典型表現形式。

“阿拉伯之春”以來，探索轉型道路，增強國家治理能力構成中東國家核心任務。從國家轉型的角度看，中東國家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近期尤其是2019年以來陷入嚴重危機的國家，主要包括蘇丹、阿爾及利亞，以及近幾年受多重疊加危機（如政府難產、民眾抗議、貝魯特港大爆炸）衝擊的黎巴嫩，其面臨的主要問題依舊是民生和民主，但具體原因各不相同。

第二，以埃及和突尼斯為代表的，進入政治經濟轉型關鍵期的國家，其形勢雖有所好轉，但依然遠未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第三，以敍利亞、也門、利比亞、伊拉克為代表的，持續處於內戰、準內戰或恐怖暴力氾濫、部落和族羣衝突頻發的國家，將面臨戰後重建、國家建設和國家轉型的多重任務。

第四，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家，主要包括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土耳其、伊朗等，都面臨通過改革增強國家治理能力的嚴峻任務。海灣國家如何實現經濟多樣化、土耳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伊朗如何擺脱制裁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都可謂任重而道遠。

因此，中東國家的轉型之路可能仍將延宕數十年。更令人擔憂的是，中東地區大國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與經濟風險，一旦有任何一方陷入動盪或嚴重的危機，必將加劇地區格局的動盪。

此外，2019年新一波“阿拉伯之春”的特點同樣説明中東國家轉型的長期性和艱鉅性。首先，民眾抗議的訴求更加系統全面，不再滿足於政權更替和某個領導人下台，轉而要求對國家體制進行徹底變革。其次，更加明確地反對外部力量的干涉，如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抗議都明確表示既反對西方國家，也反對地區其他國家的干涉。最後，民眾抗議教派和族羣對立的宗派體系，但很多中東國家又很難擺脱身份政治的困境。這一切都表明，中東國家的轉型之路無疑是曠日持久的過程。

從“阿拉伯之春”以來的教訓看，宗教矛盾、軍人干政、地緣政治等因素對中東國家轉型的影響不容小覷，並將長期存在。

第一，從宗教因素來看，一方面宗教與世俗的矛盾仍將是影響中東國家轉型的重要因素，教俗兩大陣營的極化對立，構成不少國家社會分裂和對立的根源；另一方面，温和伊斯蘭力量探索伊斯蘭特色的道路，成為阿拉伯國家轉型的趨勢之一，如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黨、摩洛哥的公正與發展黨。從根本上來看，宗教與中東國家轉型的關係將呈現多樣化發展態勢，各自探索符合國情和宗教特色的發展道路，但這注定是漫長過程。

第二，軍人干政形成中東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的悖論，一方面軍人干政有維護穩定和捍衞世俗化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又因破壞文官執政的現代民主制度而屢遭詬病。很難排除未來中東國家依舊會出現軍人干政和軍人政變的可能性，但其形式也將更加多樣，蘇丹和阿爾及利亞的轉型表明，軍方已很難進行簡單粗暴的政變，而是根據民意和形勢變化不斷進行調整。在歷史上，土耳其作為民主轉型成功和世俗化最為徹底的國家，先後經歷多次軍人政變。因此，對於教俗關係複雜、民主化程度較低的阿拉伯國家而言，軍人干政退出歷史舞台將是一個更加漫長曲折的過程。

第三，中東是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結構最為複雜的地區之一，地緣政治的破碎性及其導致的長期動盪，構成了影響中東國家轉型的重要制約性因素。

首先，從阿拉伯國家內部來看，複雜的宗教、教派和族羣矛盾及其誘發的政治衝突構成影響國家轉型的重要消極因素。由宗教和族羣矛盾誘發的政治衝突主要有四種類型。其一是權力分割族裔化而引發的國內衝突，如黎巴嫩和薩達姆政權垮台後伊拉克的族裔和教派分權結構，都使得國家權力結構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其二是權力壟斷族裔化而引發的國內衝突，地位處於邊緣化和弱勢的教派與族羣往往通過民主抗爭的方式改變現有權力結構，如“阿拉伯之春”中的巴林什葉派、敍利亞的遜尼派反對派、利比亞以班加西為中心的東部部落等。其三是主體民族與少數族裔羣體的衝突，突出表現為民主轉型進程中少數羣體的權利保障問題，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問題、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的柏柏爾人問題。其四是跨界族羣尋求自治與獨立引發的衝突，如長期困擾伊拉克、敍利亞、土耳其、伊朗四國的庫爾德人問題。

其次，從整個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來看，族羣和教派衝突的外溢、意識形態競爭和地區領導權的爭奪，使阿拉伯國家政治具有密切聯動的特點，並對民主轉型產生消極影響。當前中東地區格局中沙特與伊朗的教派對抗、沙特與土耳其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鬥爭、地區範圍內“親穆兄會力量”（土耳其、卡塔爾等）和“反穆兄會力量”（沙特、阿聯酋等）的激烈博弈，都對中東國家轉型產生了消極影響。

最後，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的發展始終受到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影響，西方大國的軍事幹涉和民主輸出使阿拉伯國家的民主轉型具有突出的外部輸入性特徵，加劇中東國家轉型的壓力。在“阿拉伯之春”中，美歐採取了包括民主價值輸送、輿論譴責與外交壓力、經濟制裁、軍事幹預在內的各種手段施加影響。西方通過軍事幹預進行政權更迭以及在干預過程中執行雙重標準的惡劣做法，都對中東國家轉型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