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發展和安全 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紅船初心專刊】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十四五”規劃建議從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四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就是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築牢國家安全屏障。本刊採訪了四位專家，請他們暢談對“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的學習體會。

12月9日，新疆庫爾勒鐵路公安處乘警在進行安全檢查。新華社發

12月1日，江蘇省海安市公安局交警向幼兒園孩子們宣傳交通安全。新華社發

4月2日，浙江省舟山市岱山縣魚山警務站組織警力深入魚山島企業工地巡邏護航。鄒訓永攝/光明圖片

11月12日，救援人員在京杭大運河山東台兒莊段水域進行水上應急演練。高啓民攝/光明圖片

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體現全要素特徵

——訪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楊華鋒

光明日報記者 彭景暉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十四五”規劃建議對“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對此，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楊華鋒表示，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開始，對治理理論與實踐的探討即由過去主要集中於政治與公共管理領域，迅速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學科領域拓展，特別是隨着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的實踐需求也表現出全要素的特徵。

在楊華鋒看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體性意味着安全治理對象的系統性、複雜性與綜合性，其涉及的議題領域不再侷限於政治、軍事、國防與外交等傳統安全領域，經濟安全、生態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藥品安全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對國家安全構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成為治理的對象與目標。

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的建設有何具體路徑？楊華鋒認為，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的建設要在情境、意識和行動三個方面進行闡釋。

首先，就安全情境而言，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隨着我們參與全球治理與地區合作程度的不斷深化，在國際責任與義務與日俱增的同時，影響與威脅國家安全的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交織、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因素交匯，安全威脅的多元化特徵日益凸顯。因而必須堅持總體性的思維框架來審視安全所處的國際、國內情境。尤其是隨着安全風險不斷累積，處於不同領域的安全問題往往具有交互影響與轉化的可能，所以國家安全體系首要的是必須具備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領導體制，唯有如此，方能有效應對日益複雜的治理挑戰。

其次，在治理意識方面，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治理的宗旨，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之治的核心價值。因而，國家安全體系的建設中不論戰略政策、法治規劃，還是管理方式、運行機制都要體現人民性。人民性的治理意識是對總體性安全情境的反饋與回應，諸如安全生產、環境安全與飲食用藥安全等領域中，人民的安全感知與風險認知，往往決定着社會穩定與治理的有效性。因此，人民性的價值培育與塑造，是有效識別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等事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風險因素的重要途徑，在此基礎上，國家安全治理體系才能有的放矢提前佈局，削弱風險的破壞力。

再次，就具體行動而言，國家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設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協同行動的改善與優化。從協同治理建設的不同端口來看，加強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增強全民國家安全意識，是協同的社會端；完善與健全各項國家安全制度，加強國家安全執法力度是協同的政府端；加強網絡安全保障體系是因應技術迭代與網絡安全風險的技術端。從安全的協同供給效率來説，如今囊括從政治、經濟到生物、科技等眾多安全議題的總體治理格局，任何單一行動主體和單一管理環節都難以及時有效地識別不同議題、不同行為體的安全需求，也難以有效地治理潛在的安全臨界風險，迫切需要基於多元主體參與的框架，以多樣性的供給手段、供給方式和彈性的供給策略，來回應需求端的多樣性與差異化。

把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作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重點

——訪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諮詢部戰略室主任盛朝迅

光明日報記者 劉 坤

今年以來，不少企業曾一度面臨產業鏈供應鏈斷裂的風險，這也讓“經濟安全”走進了更多人的視野。“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加強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實現重要產業、基礎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等關鍵領域安全可控。

“產業鏈安全事關產業安全、經濟安全和國家總體安全。”在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諮詢部戰略室主任盛朝迅看來，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疊加國際經貿關係複雜博弈，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給我國產業鏈穩定運行和安全發展帶來明顯挑戰和巨大壓力。“必須把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作為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點，加快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實現更高質量、更加安全和更可持續的發展。”盛朝迅説。

盛朝迅認為，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種非經濟因素帶來的產業鏈供應鏈斷裂風險，要及時開展補鏈修鏈和風險排除工作，通過多元化採購以及建立國內供應鏈銜接備份機制，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儘快建立完善產業鏈安全監測和預警機制，實施產業競爭力調查和評價工程，全面梳理我國重點行業、骨幹企業產業鏈，繪製供應鏈圖譜，精準分析可能的斷鏈點和風險點，提前做好產業鏈協同補鏈工作，促進重要產品和供應渠道多元化，增強產業體系抗衝擊能力。繼續加強國內油氣幹線管網建設，推進國際能源合作，持續優化石油、糧食、緊缺型礦產等重要戰略資源國家儲備和商業儲備，完善庫存管理，制定極端情形下保障產業鏈安全和供應鏈自主穩定運行的預案。建立完善產業鏈安全動態管理機制，避免供給不足或惡性競爭，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和風險防範能力。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重塑新的產業鏈的關鍵變量，也是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盛朝迅説，一方面，要強化以應用為導向的前瞻性、顛覆性技術戰略佈局，聚焦基礎裝備、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工業軟件的產業基礎領域和部分關鍵共性技術，完善新型研發體制，大幅提升對核心技術、標準、生產工藝的掌控能力和安全可控水平。另一方面，要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着力強創新、抓應用、促開放、優生態，通過市場應用帶動國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盛朝迅表示，實踐充分證明，在全球化的產業鏈中，越開放越安全。為此，既要堅持自立自強、安全可控，又要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鞏固並深化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鏈合作成果，進一步維繫和加強與主要國家的國際產業鏈和經貿合作聯繫，深化和拓展與科技強國的經貿合作、人才交流和技術開發合作，更加深度參與全球供應鏈，以高水平開放推動產業鏈安全穩定和現代化發展。

“要維護好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公共產品屬性，堅決反對把產業鏈供應鏈政治化、武器化。”盛朝迅説，在國際經貿談判中，要積極推動形成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消除非經濟因素干擾的國際共識和準則。

着力補齊系統性安全生產短板

——訪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

光明日報記者 龔 亮 姚亞奇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同時強調“完善和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加強安全生產監管執法，有效遏制危險化學品、礦山、建築施工、交通等重特大安全事故。”對此，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張興凱指出，補齊系統性安全生產短板既是“十四五”時期重要的安全生產工作，也是面向2035年遠景目標構建新發展格局應做的基礎性工作。

“所謂系統性安全生產短板，是站在安全生產全局的視角，涉及安全生產全局並對安全生產工作有重大影響的短板。之所以發生‘認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問題和重特大事故，存在系統性安全生產短板是重要原因之一。”張興凱説，“十四五”時期，事故後果災難性、事故偶發突發性會更突顯，安全風險震盪放大效應、風險交織耦合效應更強，新與舊安全生產問題疊加，因此係統性安全生產短板突顯且影響和危害更大。

張興凱進一步指出了“十四五”時期需要着力補齊的四塊短板：

一是危化品安全監管短板。危化品安全監管目前仍有空白、有死角、有漏洞。我國生產工藝落後的中小化工佔80%以上，化工行業基礎薄弱問題突出。因此，應建立監管無盲區、無死角、無空白的危化品安全監管體系，推動危險貨物運輸“公鐵聯運”。在“完成重點地區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搬遷改造”的同時，科學規劃危化品生產、儲存、運輸、使用、回收、廢棄處置等廠站佈局。建立各部門共享共用的危化品生產、儲存、運輸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平台，實現危化品和危險貨物全流程可查、可控。

二是農村農業安全短板。我國兒童青少年溺水、農機車輛安全、農村道路安全、農業用電安全、農藥安全、農村火災等農村農業安全形勢嚴峻，尤其是農村人員集聚場所建築物安全問題突出。因此，應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平安中國戰略為契機，全面加強農村農業安全生產工作。比如整合行業領域涉農安全監管資源，建立全覆蓋的涉農安全法規標準體系；實施包括農產品加工點在內的小微企業安全扶持工程；建立農村人員集聚場所安全風險監測平台。

三是安全生產數據短板。目前我國安全生產基礎數據仍不繫統、不完整、不全面。比如，物流產業變革、鋰電池使用、新型製藥和精密加工涉及危化品、食品加工規模化等，形成的危險源和隱患底數不清。因此，應實施全覆蓋安全生產普查調查工程，摸清底數，鍛鍊隊伍，教育公民。

四是重大基礎設施安全短板。我國部分重大基礎設施“先天不足”“未老先衰”“超標超役”運行。比如，我國部分設計壽命在100年以上的大跨度橋樑不到30年就已老化。因此，應實施重大基礎設施安全保障工程，查清“先天不足”，監控整改“未老先衰”，管控限制“超標超役”運行。健全維護養護經費保障機制，建立跨部門聯合工作機制。重視“優生”，避免盲目追求“高大上”和“首最特”影響安全。

將“楓橋經驗”作為預防性法律制度體系的核心

——訪西北政法大學楓橋經驗與社會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褚宸舸

光明日報記者 靳 昊

有安全穩定的環境，發展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這是70多年來我國發展的一條寶貴經驗。“當前，我國社會大局總體安全穩定，但影響穩定的問題和矛盾仍然不少。”西北政法大學楓橋經驗與社會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褚宸舸指出。“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暢通和規範羣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

褚宸舸表示，“楓橋經驗”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強調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其基本做法是發動和依靠羣眾化解人民內部矛盾。黨的十八大後，新時代“楓橋經驗”成為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方案，是新時代政法綜治戰線必須堅持、發揚的“金字招牌”。

“新時代人民內部矛盾大多是利益之爭、權利衝突，‘楓橋經驗’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褚宸舸認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有利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羣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也有利於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從源頭上提升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和水平。

褚宸舸強調，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從中國之治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整體去理解。探索“楓橋經驗”的制度化、標準化以及在網絡、企業治理等新領域的實踐，創新、研究、總結“楓橋經驗”的制度安排和長效機制。將“楓橋經驗”作為預防性法律制度體系的核心內容，從法治層面貫徹落實好“楓橋經驗”。

“十四五”規劃建議強調，完善各類調解聯動工作體系。褚宸舸認為：“調解既是一種羣眾自治的做法，也是一種公共法律服務制度。相對於訴訟而言，其具有快捷、便利、成本小、即時履行等優勢。”他表示，要進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銜接聯動工作機制，推動建立“綜合性”“一站式”調解工作平台，整合各類調解資源和力量，聯動化解重大疑難複雜矛盾糾紛。

處在社會轉型期，部分社會成員的心理適應性面臨嚴峻挑戰，很容易引發社會問題。對此，“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

“加強心防，既是現代社會公民對幸福生活健康發展追求的重要內容，也是防範社會風險、化解糾紛矛盾的重要手段。”褚宸舸説，當前應着力構建多力量合作，多部門、多機構協同的風險預防機制，“尤其要營造和諧家庭氛圍，發揮家庭成員相互心理支持的作用。”

當前，暴力恐怖、黑惡勢力、新型網絡犯罪和跨國犯罪等成為影響平安中國建設的突出問題。如何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保持社會和諧穩定？褚宸舸認為，應堅持把預測預警預防作為根本任務，努力打造矛盾風險防控新模式。深入研判新時代各種風險及其治理原理，提升風險防範化解能力。加強政法機關管理、服務社會的職能。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多種手段綜合防控。構建源頭治理，打防結合、整體防控，構建防範、控制、服務相互融通的立體化防控體系。強調人民治安理念，貫徹“楓橋式”社區警務模式。塑造風險防範共同體，以人民為中心，發動和依靠羣眾參與，專羣結合、羣防羣治，重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強調以理服人。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1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