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書江：以法論辯應對無端“捱罵”

為爭奪輿論制高點，美國一些政治人物頻頻對華髮起輿論戰，如把新冠肺炎病毒污稱為“中國病毒”，質疑我國高科技知識產權，對民族宗教問題發難等等。相關“惡語”離間了兩國人民的關係，激化了地緣政治矛盾。

正是看到話語權在國際輿論場上的重要性及“失語”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最近幾年，相關業界和學術界提出了諸多措施，如提升話語權、增強傳播力及改善傳播技巧等路徑，尤其是改善傳播技巧逐漸演變成對外傳播的主導模式。

然而，總結比較諸多現實案例可以發現，單純通過改善傳播技巧，以擺新聞事實澄清真相方式無法徹底解決捱罵問題。因為，輿論戰本質上是贏取人心之戰而非圍繞新聞真實證明對錯之戰。在當下新型國際政治背景下，質疑理性、批判體制、抵制精英正成為一種逆潮，造成民粹化的信任不再導向利他主義，而是走向話語獨斷、集體無意識與消解民主化的深淵。也就是説，新聞民粹思潮消解了新聞真實的權威性。為了吸引眼球，西方社會不少主流媒體也開始從社會責任的承擔者變成社會分裂的點火者、迎合者。最後，社交媒體在給予用户更多表達權的同時也使“假新聞”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虛無化”的事實和真相為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移動終端則通過事實“再包裝”來放大和強化某種觀點與偏見。

如果輿論戰是一種因應特殊國際信息情勢而發動的輿論傳播藝術，如何根據形勢有效地實現説服才是贏得勝利的根本，找到輿論鬥爭中的話語立足點是關鍵。在輿論戰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應對相對強勢方，目前學界已經提出了比較具有解釋性的框架：以法抗爭，即以法律為武器對抗。

從國際政治的發展歷程看，全球治理越來越法治化，具體表現在國際法立法數量增多、領域廣泛、內容細化，國際執法的機構和程序、國際司法的質量與權威、國際守法的意識和水平均有上升趨勢。在一定意義上，法治成了國際社會處理相關事務的主導話語，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對於法治的熱忱和使用頻度都明顯增加。

在應用層面，以法論辯意味着國際法的普遍化，即對外傳播者需要從法律的角度進行國內外解釋。而由於國際法的專業性，為了保證解釋的正確性，首先要為以法論辯提供組織保障，如組建國際法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相關行政部門、法律界代表。該部門日常工作包括：深入研究某個熱門議題的國際法規定及其釋義，並將這些法律條文轉化為能夠被媒體採用的新聞話語；向企業和媒體説明如何通過法言法語來應對黑色信息和違法性概念，比如“中國病毒”；定期與智庫協調和溝通，藉助具有決策影響力的專家在理論層面進行法律辯論；翻譯並解釋有關國際熱點的國際法條，使民眾知曉其基本內涵。

其次，變被動為主動。基於相對弱勢的自我認知，需要由過去的周線防禦轉為集中力量、以點帶面，圍繞重點關鍵問題進行駁斥、申訴和解釋，從而獲得要點話語權和國際道義支持。

再次，加強與次區域強國的協調溝通。次區域強國是具有一定自主性和民族自覺的中等強國，在維護國際規則方面與我國有部分相同的利益訴求。加強與次區域強國協調溝通意味着謀求在任何有可能的機會中獲得這些國家的認同或默許，從而促使其疏遠或退出與霸權國家列成同盟同步攻擊的機會，獲得戰略空間。

最後，開展新媒體公共外交，在新媒體輿論場實施普法策略。傳統媒體時代，由於中西話語權不對等，西方媒體對國際法擁有絕對解釋權。然而，社交媒體的全球化為打破西方媒體霸權提供了機會，因此，利用新媒體開展公共外交活動從而使國際法深入對方民眾心裏，打贏心理戰成為一種可能。一是積極主動邀請國際法學者就某些熱點問題進行普法宣傳；二是在我國媒體上開通國際法案例分析專欄，使普法機制化；三是完善熱點衝突領域如國際貿易衝突的傳播話語，使法言法語成為主導性話語。（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