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極化、民族分裂，“兩個美國”的對立從何而來
自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關於美國政治和社會大分裂以及可能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這個話題越來越引起媒體和學術界的關注。而如今，在2020年大選中落敗的特朗普一直拒絕承認敗選，還屢屢聲稱大選中存在大規模舞弊行為，他的支持者也多次舉行示威遊行，其中不乏“民兵”組織。這些人多次與特朗普的反對者發生暴力衝突，造成人員死傷。
2017年，《外交政策》雜誌曾作了一項調查，向安全專家和普通民眾提問內戰的可能性。雖然受訪的專家認為有30%或60%，甚至95%的可能性爆發內戰，但是一般老百姓要樂觀許多，他們總體上認為只有18%的可能爆發戰爭。
然而，2年後的情況變得很不一樣。2019年，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和公共服務研究所的調查表明，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由於政治、種族和階級分裂愈發惡化，美國在通向內戰邊緣的道路上已經走了三分之二。
美國社會內的火藥味，正越來越濃，不同勢力間的紛爭乃至衝突在特朗普主政的四年內愈演愈烈，其中最知名的衝突便是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極右翼示威引發的衝突：2017年5月，夏洛茨維爾市決定移除一座羅伯特·李將軍的紀念雕像。李將軍在南北戰爭期間效忠於南部邦聯，反對廢奴主義。市議會和支持拆除者認為其形象與種族主義有關聯。8月11日晚，數千名白人種族主義者雲集該市，舉行了一場名為“團結右翼”的集會。他們手舉火把，喊出類似納粹德國的“血與土”以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終結移民”等口號。8月12日，示威演變成暴力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
正是在此類事件發生頻率愈來愈高的大環境下，商界人士對美國政治領域的“內戰”氣息也感到不安，2019年10月9日，黑石集團聯合創始人兼CEO蘇世民（Steve Schwarzman）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認為，美國現在的政治幾乎和南北戰爭之前一樣激烈和兩極分化，今天政界辯論的“敵對性質”令人想起了19世紀50年代的局勢。
美國社會眼下究竟兩極分化到了怎樣的地步？其背後與美國過去數十年間正在發生的“民族分裂”又有何關係？美國在未來將走向何方？
起於上世紀70年代的政治極化
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比較穩固的兩黨制，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內戰後長期壟斷美國政治。成立伊始，共和黨更多代表北方工商業發達地區的利益，在內戰前夕持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擴大奴隸制，共和黨出身的林肯總統領導了廢奴鬥爭和反對南方各州分裂的戰爭。而民主黨起初代表南方各州的利益，主張維護奴隸制。
從20世紀初開始，兩黨意識形態悄然發生變化。共和黨出身的老羅斯福總統實行資源保護政策，推動公平交易方案，調和階級矛盾。而威爾遜和小羅斯福等民主黨出身的總統則推動一系列社會政治改革，其中小羅斯福實施的新政對二戰以後的美國影響深遠，成為劃分美國政治陣營的重要標準——支持或者大體支持羅斯福新政的就是自由主義者，整個反對羅斯福新政的就是保守主義者。
彼時，兩黨內部的意識形態還都比較龐雜，傾向自由主義的民主黨內部也存在保守派，甚至和共和黨內的保守派組建過保守派聯盟，而共和黨中也有支持大部分新政措施的自由派。
不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黨意識形態基本定型，基本盤也發生根本性變化：民主黨徹底轉變為自由主義政黨，經濟政策傾向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經濟實施必要的干預，選民主要分佈在東海岸和西海岸的經濟發達地區；而共和黨則完全成為保守主義政黨，選民主要在中部和南部各州，其在經濟政策方面提倡自由放任和小政府，在道德方面堅持傳統立場，和基督教福音派關係密切。
隨着兩黨內部消除“雜音”後，美國政治極化的趨勢開始加強：極化趨勢加強首先出現在前總統克林頓時代，克林頓的婚外情激化了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的分歧；到了前總統小布什時代，圍繞第二次海灣戰爭，兩黨選民進一步對立；前任總統奧巴馬執政時，兩黨選民的分歧焦點則是全民醫保；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共和黨更是似乎逐漸成為“特朗普黨”，政治極化現象愈發明顯。
政治極化：兩黨之間與選民間差距越來越大
美國的政治極化有多方面的表現。首當其衝便是兩黨政治價值差距越來越大。從表1可以看出，從1994年至2017年，越來越多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中間派更趨向保守主義，而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中間派更偏向自由主義。這表明，兩黨政治價值的交集越來越小，向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兩個極端方向演變。
表1 1994-2017年兩黨政治光譜的變化
作者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的“The Partisan Divide on Political Values Grows Even Wider”整理
其次則是兩黨面對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差別變得越來越大。從表2看出，從1994年至2017年，兩黨選民在社會保障，種族歧視和移民等問題，兩黨選民的差距越來越大。
表2 1994-2017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的肯定性答覆
作者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的“The Partisan Divide on Political Values Grows Even Wider”整理
再次則是兩黨選民還互相敵視。2018年10月29日，美國公共宗教研究所發表了題為《黨派極化主導特朗普時代》（“Partisan Polarization Dominates Trump Era: Findings from the 2018 American Values Survey”）的一份報告。根據該報告，兩黨選民都高度不看好對方陣營，90%的民主黨選民對共和黨看法負面，而87%的共和黨選民反感民主黨。調查發現，82%的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總統持積極看法，但是，79%的民主黨選民對特朗普總統持消極看法。
正是由於美國國內出現了根本性的政治衝突，故美國兩黨基本面出現了越來越無法彌補的鴻溝，這進一步引發了政治極化——即雖然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內部變得更為一致，但是兩黨彼此分離而非趨同，意識形態和政策變得更加對立。用中國的政治術語來形容，就是人民內部矛盾向敵我矛盾方向轉變。正是在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政治暴力和內戰憂慮愈發嚴重。
至於政治極化的根源，則是美國正在出現 “民族分裂”，其已將合眾國撕開一道深深的裂痕，全美呈現為支持民主黨的“自由主義美國”和支持共和黨的“保守主義美國”這兩個高度差異甚至對立的板塊。
“民族分裂”的形成和衝擊
“民族分裂”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一系列社會變遷的結果，有着深刻的經濟根源和國際背景。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從而將美國社會分裂“自由主義美國”和“保守主義美國”。而過去數十年來全美人口結構的變化又在加劇這種對立。
二戰結束後，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也是第一大貿易順差國。1948年至1966年，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隨着德國和日本工業的崛起，德國於1967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國。從1976年起，美國變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得益於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GDP高速增長，相繼超過歐洲第一大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以後，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28%，約相當於美日德三國的總和。
正是20世紀下半葉逐步深入的全球化過程中，美國製造業也逐步向外轉移，就業崗位持續減少，直到2010年以後才發生反彈。1980年，美國有近2000萬個製造業崗位。2008年金融危機後，這個數字下降到1200萬個。2000年至2010年間，美國製造業崗位減少了570萬個。
2010年之後，儘管美國製造業崗位出現新增，但是遠未達到最高水平。製造業崗位流失對美國中西部（包括俄亥俄州、印第安那州、密歇根州、伊利諾伊州、威斯康星州、艾奧瓦州、肯薩斯州、密蘇里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北達科他州及南達科他州）的製造業衝擊極大。例如，1969年至2009年，位於中西部的俄亥俄州高收入製造業就業崗位淨流失達75萬個。
圖1 1950-2017美國製造業崗位變化（單位：千人）
資料來源：美國勞動部統計局：Moody 的www.economy.com
陰影區是美國國家經濟統計局確定的經濟衰退期
和製造業轉移、就業崗位流失相映成趣的是美國金融業和信息技術產業隨着全球化迅速發展。1980年，金融、房地產與專業服務業增加值在全美 GDP 中的佔比首次超過製造業。
圖2 2018年美股各行業淨利潤佔比
來源：Wind
我們從圖2可以看出。在美股上市公司的年報利潤中，金融業依舊佔據第一位，信息技術產業佔據第二位，工業僅僅佔7%。金融業主要分佈在紐約等金融中心，而加利福尼亞州的硅谷則是著名的科技創新中心。
經過幾十年全球化和產業結構變遷，美國從經濟上已分成兩部分：以金融、服務業和高科技見長的東海岸和西海岸各州，即“自由主義美國”，中西部等老工業基地以及南部構成了“保守主義美國”。而這兩部分在政治上的態度明顯不同。
圖3 2004-16年四次大選的黨派分佈圖
資料來源：https://share.america.gov/，由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管理
圖3反映了最近四個美國大選年，即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各州投給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情況：紅色是共和黨候選人在所有四次選舉中獲勝；粉紅色是共和黨候選人獲勝三次；紫色是四次選舉中兩黨各贏兩次；淺藍色是民主黨候選人在四次選舉中獲勝三次；藍色是民主黨在所有四次選舉中獲勝；紫色是其選民則在兩黨之間搖擺不定，即搖擺州。
根據這張圖，我們不難發現，兩黨的基本盤不僅非常穩固，而且非常“大”，真正的搖擺州也就那麼幾個，而該格局正與美國“民族分裂”形成的兩大板塊相吻合。
除去全球化進程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影響逐步反應到政治層面上，全美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在助長“民族分裂”。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美國的人口結構當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總人口看，2014年白人（不包括拉美裔）佔62.2%，其他族裔佔37.8%，預計2060年白人將僅佔43.6%，其他族裔佔56.4%。若從18歲以下人口看，比例更為懸殊：2014年白人佔52%，其他族裔佔48%，預計2060年白人僅佔35.6%，其他族裔佔64.4%。
假使這一趨勢延續，那麼在可預見的將來，白人將成為美國的少數族羣，這是很多帶有優越情緒的白人所無法接受的。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亨廷頓此前已在其最後一部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對美國人口和文化變化引發國家認同危機表示擔心。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安娜•凱斯（Anne Case）夫婦的研究則表明，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中年中等收入男性的死亡率近年來正在陡升，而這些人受到失業以及失業引發的家庭和健康問題的困擾。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自身利益受到損害的一部分白人工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民族分裂”或將使美國一分為二
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逐漸形成“自由主義美國”和“保守主義美國”，其中“自由主義美國”是四十年來經濟變遷的得益者，更加傾向全球化和歡迎移民，主張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支持種族和文化的多元主義以及性別平權。而“保守主義美國”則是四十年來經濟社會變化的受害者，希望保護本國工業，多堅持基督教福音派理念和傳統觀念。
正是“兩個美國”的對立孕育出 “民族分裂”這顆政治毒瘤，並以政治極化的方式撕裂政治體系，這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國會內部兩黨對立加劇。這導致國會工作效率低下，通過法案變得越來越少。
其次，國會和行政系統對立。一旦總統和國會多數屬於不同政黨，立法和行政當局的矛盾便會激化，甚至導致政府機關停擺。在新冠疫情危機中，作為眾議院多數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出身的特朗普總統矛盾不斷。
再次，聯邦和州對立。和總統分屬不同政黨的州長經常會利用聯邦制抵制總統的命令。2019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便挪用軍費在美墨邊界築牆。同月18日，民主黨人擔任州長的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和其他15個州聯名控告特朗普濫用權力。19日，特朗普當局宣佈將追討並取消聯邦政府提供加利福尼亞州興建高鐵的35億美元經費。
聯邦與州的對立在本次新冠疫情表現得更加突出。在疫情初起之時，特朗普遲遲不下令全民戴口罩，民主黨人擔任州長的多州則陸續發佈“口罩令”。而隨着北半球天氣轉涼，11月以來美國疫情日趨惡化，當選總統拜登表示將親自打電話給傾向於支持共和黨的各個“紅州”州長，説服他們頒佈佩戴口罩的法令，然而部分“紅州”州長對媒體表示將拒絕拜登的請求。
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民族分裂”這顆政治毒瘤不斷惡性膨脹，並已在總統大選中製造出更大規模的政治極化……
（作者繫上海大學上海合作組織公共外交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