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歐美“技術聯盟”面臨結構性障礙

隨着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歐洲國家一些所謂“大西洋主義者”重振跨大西洋聯盟的熱情前所未有地高漲，歐盟出現主導塑造美歐合作議程與框架的濃厚意願。有外媒披露説，歐盟委員會及歐盟對外行動署正聯合醖釀一份與美國新政府加強雙邊合作的政策文件，涉及從經貿到森林保護等廣泛領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力推雙方在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尖端領域構建所謂的“技術聯盟”。歐盟委員會貿易總司司長薩賓·韋恩曾向歐洲議會議員們表示，歐盟委員會將提議成立“跨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為新技術制定聯合標準。歐委會貿易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也確認這一計劃正在提上日程，並指出歐美應攜手“在新技術和數字服務方面進行合作，並在監管和標準方面達成一致”。

歐盟積極尋求與美國構建“技術聯盟”，背後具有清晰的地緣政治和產業競爭因素考量。近年來，歐盟逐漸感受到中國在通信、互聯網、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產業上日益上升的競爭力，並認為這一趨勢對其構成越來越強的挑戰，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再平衡”，並以歐式規則加以制約。

同時，歐盟在技術主導權領域的擔憂與美國在科技和經貿等領域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戰略競爭及無底線打壓呈現一定程度的目的重合，即美歐雙方均有意加強和維繫西方發達國家在尖端科技領域的優勢地位、規則主導權以及標準掌控權。未來拜登政府也被認為將大刀闊斧改革前任對待盟友以及大國競爭的方式方法，在技術競爭中強調多邊協調、盟友合作以及規則建構的重要性，樂見歐盟能主動謀劃跨大西洋技術合作提議。

然而，歐美“技術聯盟”的“美好願景”很可能受到雙方在科技領域結構性矛盾的影響，讓它們的實際合作進程大打折扣。

首先，歐美之間在技術產業上存在明顯的利益之爭。以數字經濟為例，中美可謂是當今全球數字經濟格局中的兩極，共佔全球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附加值的半壁江山，而歐盟的存在感十分稀薄，亦不擁有GAFA（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或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量級的超級數字企業。在近年來歐洲十分流行的“戰略自主”願景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科技、產業等領域構建強大力量，以免被其他大國或地區性力量掣肘，被迫改變自身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因此，歐盟在2015年提出建設“單一數字市場”以來，就期待自身數字產業發展壯大能與中美比肩，“戰略自主”和“歐洲主權”的設想則進一步強化歐盟的這種政策傾向。

諸如“數字税”以及對數字巨頭開展的反壟斷、反逃税調查等，一定程度就代表了歐盟對自身數字經濟市場的塑造，意在限制歐盟外企業肆無忌憚地“野蠻生長”。而美國曆屆政府均從比較優勢以及維護數字產業霸權的角度出發，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旗號，謀求使歐洲長期成為美國數字企業“原料產地”（數據和用户）以及“商品市場”（產品和服務暢行無阻），這與歐盟自強和反依附的訴求正好相反。除此之外，在民用航空、可再生能源、生物製藥等領域，雙方的利益之爭同樣較為激烈。

其次，歐美間數據治理方面亦存有較大差異。近年來，歐盟力推自身數字治理模式，力圖使“布魯塞爾效應”最大限度地擴散和外溢。比如歐盟力推2018年正式立法生效的《單一數據保護條例》，歐洲法院不惜相繼判決廢除美歐間數據流通的兩大法律框架，即《安全港協議》以及2016年生效、替代《安全港協議》的《隱私盾協議》。

近年來，歐盟還推出整體性的數據戰略和人工智能戰略，其中核心要務也是構建歐盟主導的技術倫理規則和道德指南方針，在歐洲逐步做大相關產業的同時，通過規則制定和擴展達到塑造相關產業在全球的發展方向，而這些努力的核心抓手則是歐盟單一大市場的准入權。同時，歐盟在數據內容監管等方面具有更強的進步主義，對西方普遍性“政治正確”、極端仇恨言論有着更強的治理意願。

而美國的數據治理更聚焦於維護所謂自由競爭和自由開放，以及在意識形態視角下促進盟國構建排他性小圈子，乃至服務其情報合作網絡及數據監聽利益，這與歐盟的訴求將出現巨大碰撞。

其三，雙方在對華數字合作上具有差距鮮明的立場。目前，美國以安全為口號，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炮製“數據維權”概念，發動以排華為目的的科技冷戰態勢仍然不斷加劇。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很可能以“更加外交”的手段，披着多邊主義和聚攏盟友的偽裝，推動某種形式的“規鎖式脱鈎”。而歐盟面臨後疫情時代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面對中國市場的活力和分量，已經深刻意識到對華“脱鈎”的非現實性和不理智性。同時，數字領域合作亦是中歐關係未來極具潛力的新增長極，歐盟謀求“戰略自主”的自強之路也意味着要平衡好產業競爭和互利合作的關係，單方面追隨“迴歸的美國”，充當其鞏固霸權的馬前卒並不符合歐盟利益。

總而言之，構建歐美“技術聯盟”提議的負面影響值得關注，但歐美在科技領域的利益差異無疑將會制約這種提議的推進前景，無論中美還是中歐之間相關領域的利益紐帶，也都很難切斷。（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