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深度】“阿拉伯之春”十年，當事國反思

【環球時報記者 黃培昭 景玥 李瀟】2010年的12月17日，突尼斯小販布瓦齊齊的自焚引發了一場“茉莉花革命”，隨即又點燃埃及、利比亞、敍利亞、也門等阿拉伯國家持續動盪的導火索。“阿拉伯之春”十年後，相關國家有的政權頻頻更替，有的陷入常年內戰，還有的經濟發展緩慢、安全形勢難以恢復正常。回首十年，不少中東媒體在感嘆“從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從希望到痛苦”。“革命打破了社會的安寧，打碎了人民的安全感，這不是我們期待的革命。”近日，有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埃及青年這樣反思。還有突尼斯人期待國家儘快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正確“鑰匙”，而敍利亞人則希望用改革取代動盪和戰亂。

突尼斯：生病的國家需要一劑良藥

“看看那些被所謂‘革命’風暴席捲過的阿拉伯國家吧——有的送走原來的獨裁者，卻迎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動盪局勢。”突尼斯“地中海絲路組織主席”巴斯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自2011年1月本·阿里政權倒台後，10年間，突尼斯的總統、總理換了十多位，但依然沒有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正確“鑰匙”，“突尼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還不如以前”。

《環球時報》記者2018年到訪過突尼斯自焚小販布瓦齊齊的家鄉西迪布濟德。從首都突尼斯城驅車南行3個多小時，便來到種植着大片橄欖樹和果樹的西迪布濟德。當地出租司機嘎努西並不迴避2010年12月17日發生的那一幕，他認為市政管理人員對賣水果的布瓦齊齊太粗暴，讓這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年輕人深受刺激，“認為受到極大侮辱”。10年過去了，西迪布濟德的居民對小販仍充滿同情。連日來，突尼斯人在一些地方遊行示威，布瓦齊齊的巨幅照片又被掛在西迪布濟德政府機構的建築上。

在“阿拉伯之春”之前，《環球時報》記者也曾數次赴突尼斯採訪。有着“歐洲後花園”美稱的突尼斯與意大利隔海相望，原本各項經濟指標和發展指數在中東地區和非洲大陸都名列前茅。突尼斯國家競爭力排名從動盪發生前的全球第40位一度跌到第95位。“茉莉花革命”發生前，民風淳樸的突尼斯是各國遊客青睞的國家，原因之一是有“安全感”。沒想到，2018年記者去突尼斯採訪時，卻在街頭被人偷走隨身攜帶的現金。

作為席捲中東國家的“阿拉伯之春”肇始之地，突尼斯10年來經歷了艱難的重建之路。除經濟陷入困頓，通脹率和政府負債高企外，老百姓最擔心的就是安全形勢惡化。2015年和2016年，突尼斯城和最主要旅遊城市蘇斯等地發生多起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造成外國遊客傷亡。2015年11月總統衞隊車輛遭自殺式爆炸襲擊事件，造成12名安全人員死亡，突政府被迫宣佈進入全國緊急狀態。近兩年，突尼斯旅遊業有所好轉，但恐怖襲擊，以及民眾罷工、遊行仍時有發生。突尼斯《晨報》15日的文章感嘆説：“生病的國家仍在等待一劑良藥。”

《晨報》資深記者塔希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和‘革命’前相比，突尼斯民主氛圍增加了，大家可以隨便表達自己的觀點。”不過，他也抱怨説：“這種自由和民主顯得有些空虛，不能當飯吃，我更想讓自己的收入高一些，可以更好地養家餬口。”塔希爾説，由於物價上漲等因素，他現在的收入還沒有10年前高，這讓他“沒有什麼收穫感，更談不上幸福感”。正像突尼斯前看守政府總理馬赫迪·朱馬曾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所説，一個國家平穩轉型比一個企業想要成功轉型難得多，經歷過“革命”的突尼斯人正在謀求自身的發展道路，他們“需要社會的穩定、清晰的願景以及持續的領導力”。

短暫的狂歡，殘酷的考驗

突尼斯的風雲突變很快影響到埃及。從2011 年 1 月開始，埃及爆發街頭示威等反政府活動。統治埃及長達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於當年2月11日辭職。今年2月25日，穆巴拉克病逝，終年91歲。談起穆巴拉克時代，畢業於艾因夏姆斯大學中文系的埃及青年馬德哈特最不滿的就是“腐敗叢生，整個社會如一潭死水”。但他也懷念那個時代物價低，“很多人可以混日子”。馬德哈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阿拉伯之春”在彼岸給人希望，但不幸的是，這場變革僅僅是一場表層的變革，並沒有觸及深層次的體制痛點。

“據説穆巴拉克執政時，年輕人大學畢業要是沒有關係，根本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在馬德哈特看來，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沒有體面的工作，讓看不到未來的埃及人心懷憤恨，他們渴望用一場大變革來徹底改變當時的境況。有專家分析稱，經濟改革的最終獲益方是與穆巴拉克家族擁有裙帶關係的官僚和資本家，這是導致2011年埃及出現大規模民眾抗議示威的根本原因。

“但事實卻沒有如大家所願，在穆巴拉克下台後，我們的生存狀況毫無改變，政局動盪帶來的惡果卻層出不窮——恐襲頻發，經濟崩潰。”有埃及朋友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一系列負面變化讓很多人對於革命的心態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參加過示威遊行的埃及人覺得當時自己的舉動太蠢了。”但馬德哈特説，認為革命沒有必要的人還是因為他們對革命抱了太大的希望，想要一夜之間改變現狀，讓埃及變成發達國家是不切實際的。他認為導致革命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埃及幾乎沒有一個政黨能統攬全局，也沒有施政綱領清晰的領導人出現。馬德哈特説，有很大社會影響力的穆兄會一度上台是時代所推，但因為沒有長遠的政經計劃和管理國家的經驗，穆爾西擔任總統後各種問題蜂擁而至。

如今，一些埃及民眾對政府削減民生補貼導致物價上漲頗有不滿，但據《環球時報》記者觀察，支持“街頭革命”的人卻很少。一些埃及人認為，塞西政府治下的國家已開始步入正軌，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談論“革命讓埃及倒退15年到20年”。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月發佈的《中東和中亞地區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埃及是中東和北非地區唯一一個2020年實際GDP將實現正增長的國家。馬德哈特説：“儘管這個倒退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治癒，但對於現狀我還是感到滿意，國家充滿變化，我個人心裏也有奔頭。雖然生活壓力變大，生活節奏變快，但畢竟這才是一個穩定且正常發展的國家。”

“可悲的是，我們學會了‘拷貝’民主，卻不知怎樣真正抵達。”採訪中，馬德哈特的這句話讓記者印象最為深刻。埃及《金字塔報》近日也刊發評論文章稱，“阿拉伯之春”讓西方民主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實現短暫狂歡，但這場狂歡所引發的暴力、戰爭和恐怖主義卻摧毀了不少阿拉伯國家的社會秩序，在過去10年中，該地區經歷了一系列殘酷考驗，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嚴重侵擾這一地區。

賽義德失去了小腿、妻子和18歲的兒子

冬季的敍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空氣中多了幾分清冷。45歲的賽義德一大早便拄着枴杖來到打工的大餅店。“當動盪和戰爭來臨時，一切都變了。”趁着還沒有太多的顧客，賽義德一邊喝着紅茶，一邊和《環球時報》記者講述過去10年的悲劇。賽義德原本居住在敍北部城市阿勒頗，家中祖傳一手製作月桂香皂的上乘工藝。在阿勒頗老城中，他曾擁有一個小門店，生意還不錯。2013年初，敍反政府武裝控制了阿勒頗很大一部分城區，持續的戰亂讓賽義德決定帶着全家逃難。可就在出發的前一天，他出門採購時遭遇炮火襲擊，雖然撿回一條命，卻永遠地失去了左小腿。

在親友的幫助下，賽義德一家輾轉來到大馬士革，但那時的大馬士革同樣是“槍聲、爆炸聲不斷，永遠不會知道下一發飛來的炮彈會落在哪裏”。回憶起初到大馬士革的那兩年，賽義德説：“儘管日子十分艱難，但那時我沒想過離開敍利亞，因為這裏是我的祖國。”不幸的是，2015年夏天，賽義德的妻子在大馬士革遭遇汽車炸彈襲擊，因傷勢過重身亡。處理完妻子的後事，悲痛欲絕的賽義德一度想帶着兩個孩子逃難到黎巴嫩。

賽義德一家的悲劇也是過去10年敍利亞人的夢魘。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登記註冊的敍利亞難民有近560萬人，敍國內還有約620萬人流離失所。讓最終選擇留在大馬士革的賽義德想不到的是， 2019年他又失去就要年滿18歲的兒子——悲劇發生在市區倭馬亞廣場的一次爆炸中。談到兩度失去親人的悲痛經歷，賽義德説：“原本以為身體的殘疾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苦難，後來才漸漸明白，那不過是悲劇的開始。這些年如果説有什麼不變的東西，我想那就是衝突、襲擊、爆炸……你會從最初的驚恐、悲痛、憤怒，慢慢變得平靜，然後繼續為生活尋找機會。我甚至不能允許自己花太多時間去難過，因為我還得全力保護和撫養女兒，我想未來有一天能看着她在敍利亞、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真正擁有幸福的生活……”

11月底12月初，在聯合國的主持下，敍利亞憲法委員會小組第四次會議在日內瓦舉行。儘管這個有敍政府、反對派和公民社會代表參加的會議收效甚微，但聯合國秘書長敍利亞問題特使吉爾·彼得森還是表示，會議能舉行本身就是積極信號，“敍利亞人民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苦難，他們需要在2021年看到政治進程向前發展”。

“被西方利用的革命”

敍利亞政治分析人士哈吉姆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反對派必須清楚，解決深層次的結構問題，需要系統性改革，而不是動盪和戰亂，更不應以犧牲人民的生命安全為代價。”哈吉姆認為，敍利亞憲法委員會小組會議的現狀也折射出敍利亞問題的僵持態勢：西北部的伊德利卜，作為反對派武裝最後盤踞的大本營，戰局仍膠着難明；東北方向，一些事實上由庫爾德武裝控制的地區，未來究竟與敍政府以一種怎樣的模式協調立場和定位暫沒有明確方案，而且，庫爾德問題的背後始終也難以避免美國和土耳其方面的插手干涉；東南方向，美軍在一部分實控區域對敍油氣資源大肆掠奪，已在過去幾年間嚴重損害了敍能源和電力供應能力；此外，美軍還通過該區域週期性地向敍境內不斷輸入武器裝備，為地區衝突埋下禍根。

“敍利亞人權觀察機構”12月9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在近10年的戰亂中，敍境內約有38.7萬人喪生。哈吉姆説：“過去10年間，無論西方國家在口頭上如何美化措辭，其根本目的和險惡用心從未變化，它們給中東地區帶來的紛亂、動盪和威脅也從未終止。今天，當人們回首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和敍利亞等國在過去10年的經歷時，有一件事已悄然發生改變，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敍利亞問題應該由敍利亞人為主導來解決，中東地區內的問題應由中東地區內國家來主導解決。西方國家不應再強行推行所謂‘西式民主’和治理模式，不要在不同民族、宗教及教派勢力間挑撥關係。”

“革命大部分動因是民眾掀起的，但之後卻被西方國家利用了。”埃及開羅大學教授拉萬迪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國為推動埃及“民主化”可謂“用心良苦”，通過扶持和資助當地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逐漸滲透西方民主理論，一切看起來都很自然，但潛移默化中埃及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民眾價值觀已被悄悄改變。埃及青年馬德哈特很是憤慨地表示：“只要有美國等西方國家插手的地方，都是家破人亡，滿目瘡痍。美國事實上就是要推進實施它們的‘大中東計劃’，而我們就是‘被西方國家民主’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