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成、王金鈺：醫療短板仍在困擾日本抗疫

日本“第三波”疫情形勢持續嚴峻，新增確診人數連創新高。日本公共衞生和醫療機制的固有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

首先，日本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制短板未能及時補齊。早在2010年H1N1型流感結束後，日本專家就在相關報告中指出日本傳染病防控政策中存在諸多問題，包括政策決策程序不完善、疫情防控責任主體不明確、醫療機構缺乏必要財政支持、保健所和地方衞生研究所組織力量和人員數量不足、核酸檢測機制不健全等。

但日本政府未能及時應對這些問題，導致今年以來的新冠疫情防控屢遭困境。例如，地方保健所本是應對疫情的核心力量，而在經過多輪行政改革後，保健所的機構數量和人員數量卻被壓縮一半，致使疫情反覆時措手不及。

其次，日本都市醫療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仍未緩解。疫情防治無疑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和精良的醫護設備。但日本部分醫院缺乏防治經驗的醫生“坐鎮”。日本“老齡化”的特殊國情也加劇了現有醫療資源的消耗。

而且在收治新冠患者過程中，日本醫療機構普遍面臨經營赤字的窘境。面對這種情況，日本厚生勞動省嘗試實施“空病牀補貼”“醫療費補貼”“無利息無擔保貸款”等支援性政策，但仍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醫療機構面臨的經營壓力。為此曾有日本醫院試圖取消醫護人員獎金制度，結果引發辭職風波而不得不作罷。

再者，日本地方醫療體系遭遇特殊困難。較之經濟較發達的都市地區，日本偏遠地方的人口密度較小，但其醫療體系也往往面臨諸多困難。例如，日本的地方醫院普遍缺乏公共衞生應急響應經驗；醫療資料相對匱乏而且無法在各地區之間進行相互支援等等。為此，地方醫療機構往往需要兼顧傳染病防治、醫療急救服務以及其他病患收治等工作。但新冠疫情發生後，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地方醫院必須收治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這也迫使地方醫院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暫停其他醫療服務，導致患有其他疾病的市民難以得到及時醫療服務。（作者分別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日本文化經濟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