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力推進新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作者：西北政法大學楓橋經驗與社會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王斌通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是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新發展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戰略目標，並提出了“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行動目標，標誌着市域社會治理進入新階段。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再次明確“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平安中國建設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緊緊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導向，以防範化解影響安全穩定的突出風險為重點，以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平安創建活動為抓手，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市域在國家治理結構中處於關鍵層級，具有承上啓下的樞紐作用、以城帶鄉的引擎作用、以點帶面的示範作用。與基層相比，市域具備完整的社會治理體系，具有統籌協調各方資源和調動一切治理因素的天然優勢，化解突出矛盾和重大風險的能力更加明顯，但治理對象複雜多樣、治理風險嚴峻重大。因此，必須高度重視、積極謀劃、認真推進，才能更好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更好促進治理理念、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一、構建多元主體羣策羣力的社會治理體系

多元主體羣策羣力參與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特徵。實現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離不開黨政、社會和羣眾的共同努力。因此，要持續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集中發揮黨政、社會和羣眾的治理智慧，持續保持幹部羣眾同心同德、共謀治理的優良傳統，理性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治理形勢，成功破解市域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各種痼疾和難題。尤其是，既要充分發揮黨領導市域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全地域、全過程、全方位加強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市域社會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又要加強政府在社會治理工作中的主導作用，提高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履職能力水平，切實加強法治政府建設，推進政府職能體系優化協同高效；還要尊重人民羣眾的首創精神，維護人民羣眾的主體地位，在市域社會治理中統籌兼顧不同階層羣體的多樣性、差異化訴求，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積極參加服務社會、防控風險、化解糾紛等工作，激活社會治理的基層細胞，健全黨建統領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最大程度實現黨政、社會和羣眾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形成解決社會治理和平安建設難題的強大合力。

二、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注入新的時代內涵

市域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發源地也在基層。新時代“楓橋經驗”作為黨領導下幹部羣眾社會治理智慧的結晶，不僅被譽為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與化解基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典範，也發展成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因此，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機制，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貫徹於社會治理全過程，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注入新的時代內涵。打造具有市域特色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升級版，是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當前，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發揮區、鎮、村三級聯動作用，特別是在鄉鎮構建起“一箇中心（多元矛盾糾紛化解中心）統籌+多部門（司法、人社、法庭、社區民警中隊）駐點聯合+村居基層預防”的大調解格局和“一站式接待、一攬子調處、一鏈條解決”的工作機制，形成縱向貫通、橫向覆蓋的矛盾糾紛化解網絡。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棗園街道辦加速建設綜治中心，以延安精神引領社會治理創新，以“一線工作法”助推平安創建，整合基層社會治理力量，優化人財物等資源配置，在鄉鎮一級實現便民服務、矛盾化解有機融合，着力實現羣眾辦事、解紛“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這些實踐均是鞏固基層基礎、創新體制機制、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典型，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有力參考和有效路徑。

三、立足市域構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

要立足市域，因地制宜，體現優勢，探索形成貼合各地治理實際、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為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制度提供源源不斷的實踐和經驗支撐。這是由我國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決定的，也是與全國各地差異明顯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現狀相匹配的。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既要強化頂層設計，通盤考慮，提出明確的方向和任務，也要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尊重地方幹部羣眾的首創精神，形成“百花齊放”的生動局面。目前，浙江省諸暨市推進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平台建設，強化“線上”與“線下”密切互動，凸顯大數據優勢，形成以“平台”為核心的市鎮聯動、部門聯動、政社聯動、全市一體的共治共建模式。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實施“1133”牧區社會治理模式，通過構建一個實戰化綜合服務平台，建設一套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打造駐村工作、人民調解、政法服務三支基層工作團隊，探索社會治理信息化、綜合服務流動化、固定場所集中化工作模式，實現了服務方式從單一向多元轉變，政府職能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工作作風從被動服務向主動服務轉變，改善了黨風、政風和民風，形成了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牧區樣本”。這些符合地方實際的經驗，有效提升了人民羣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力推動了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總之，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需要以防範化解市域社會治理難題為突破口，立足實際，突出特色，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發展與創新相結合，努力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實現社會繁榮穩定與人民安居樂業。

（本文系“三秦學者”創新團隊支持計劃“西北政法大學基層社會法律治理研究創新團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