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台企被打砸暴露印度深層問題

台灣科技公司緯創在印度設立的iPhone代工廠近日發生暴力打砸事件。據報道，在這起事件中，一些生產線和辦公設施被破壞，一些財物被盜，需停工兩週進行整理。據印度媒體稱，這起事件源自工人對薪資低於招聘時承諾工資的不滿。緯創則澄清，這不是一起罷工事件，而是犯罪事件，根子在當地治安狀況不佳。綜合各方消息，這起事件除了勞資矛盾外，也暴露出疫情壓力下印度社會經濟矛盾激化、治安環境不良、僵化的勞動法體系導致印度特色僱工體系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這起事件的處理過程中更暴露出印度政府和社會對外資企業的態度。勞資糾紛問題並不罕見，但如何應對則是一個問題。在相關問題發生以後，印度有關部門和社會羣體，優先犧牲外資企業的利益，把禍水引到外資企業身上以轉嫁矛盾，這才是一個大問題。

客觀上講，自從2014年印度人民黨執政以來，印度採取了很多改善經濟環境的措施，營商環境已有一定改善。

一是，印度大力推進國民經濟一體化、尤其是税收體系的一體化措施。自2017年開始，印度實行商品與服務税（GST），幾乎包含了印度國內所有邦級和中央級税收。雖然在實行初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這無疑為商品在印度境內的順暢流通提供了前提條件。同時，印度提出“競爭性聯邦制”的概念，鼓勵各邦優化營商環境的積極性。目前，印度的一些邦政府已經採取了電費補貼、減免土地印花税等措施。

二是，印度調整了勞工法等妨礙企業運行的法規。例如，根據相關勞動法和工會條例，此前每半年須進行一次報税的微型及中小型企業（MSME），如今只需一年報税一次。進入2020年以後，為了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壓力，放鬆了一些對外資企業在員工聘任方面的嚴格要求。

三是，印度採取了一些技術性便利措施。2015年，印度推出了“數字印度”倡議，目標之一是建立一個國家電子政務框架。在過去幾年中，印度大部分的合規監管都已轉移至線上進行，疫情還加快了這一進程。這不僅提升了監管過程的透明度、加快了商業流程，也部分繞開了印度繁雜的官僚體系，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成本。

上述措施已初步奏效。從宏觀上看，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印度排名第63位，比去年上升14位，並連續第三次被選為十大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從微觀上看，一些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已制訂了投資印度或增資印度的計劃。蘋果公司計劃通過其合作伙伴向印度市場投資10億美元，起亞汽車也有意在2021年前將其在印度的投資額提升至20億美元。

但是，印度營商環境有所改善的同時，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在印度的實際運營仍然不易，與印度在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迅速上升並不一致。這説明印度對標國際，採取了很多針對性的調整措施，但影響印度營商環境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是不可能變化這麼快的。

一方面，印度經濟中的一些老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在印度，開辦新企業仍然不方便，基礎設施落後、分佈不均衡。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印度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主要集中於首都、邦首府和一、二線城市，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狀況仍然不佳。印度經濟的大血管基本通了，但通向工廠、農場和其他經濟終端的小微血管仍然不暢。

更重要的是，一些妨礙營商環境的新因素又在產生。在過去幾年中，尤其是2020年，在疫情和國際環境變化的刺激之下，印度國內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對外資的不友好程度也在上升。在政府一側，經濟議題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現象已有明顯抬頭趨勢。結果，印度在一些領域對經濟進行自由化改革，又在另外一些領域增加了政治和安全繩索。2020年，在疫情和邊界爭端的雙重刺激之下，印度對中國大陸企業採取了空前的不友好行為，給中國大陸企業帶來重大損失。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反華情緒上升，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有關部門樂於操縱安全議題和民族主義情緒為經濟利益服務。這一變化不是影響中資企業的特例，還將成為印度的一個新現象。經濟發展是政治、社會和文化綜合進步的一個結果。僅僅盯着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進行針對性調整，雖然有其價值，但並不一定能解決影響營商環境的真正問題。印度營商環境排名可以説是火箭速度的上升。但是，這一快速上升與企業在印度的營商體驗並不一致。在印度經濟發展中，司法效率，本土工商界與政府和市場的特殊關係，文化傳統和勞動習慣，以及國民對外資和異己文化羣體的看法，是影響印度經濟發展的更重要因素。這些，也都不是印度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和法律調整所能夠迅速改變、改善的。（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