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撕裂美國的是國家目標分歧

雖然拜登成為候任總統已是確定事實，但是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仍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自己獲得了7500萬張選票（創下現任總統得票紀錄），呼籲共和黨人“不能放棄，必須學會戰鬥”。另一方面，拜登獲得了創下歷史紀錄的8000萬張選票。而這無疑代表着美國的巨大分裂。

外界已普遍關注美國接下來的對內對外政策將有哪些改變。這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美國今天面對的問題和挑戰主要是什麼，或者説，拜登會如何認識當前美國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二是因應這些問題和挑戰，拜登將選擇追求什麼樣的國家目標。

一種説法是拜登將重拾克林頓-奧巴馬路線，再次走向多邊主義和迴歸被特朗普拋棄的各種國際組織，拜登自己也多次重申美國要恢復在全球舞台上的領導地位。這與特朗普政府過去四年的選擇自然大相徑庭。是因為拜登和特朗普看到了兩個不同的美國嗎？可能並非如此。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無論哪一位身在美國的政客，應該都已清楚看到了如今美國不斷加劇的社會撕裂、政黨極化和政治對立，但對這些問題和挑戰從何而來、如何解決，卻做出了不同的診斷、開出了不同的藥方。

建國以來的兩大追求

現實問題已將美國政治體系中的一些天然缺陷顯露無遺：“大一統”在美國的建構不足，使得主權性問題重新迴歸美國政治生活。

從獨立戰爭到整個19世紀，美國所在處理的主要問題乃是國家建構問題，國家認同即構建政治上的同一性和歸屬感，曾長期困擾着美國，進入19世紀後期以後，這一問題仍然並沒有完全解決。但以往新教信仰人口在美國人口中長期佔據着絕對多數，使其不再如以往那樣顯眼。

同時，19世紀後期以來，構建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成為美國一個新的國家追求；特別是進入20世紀中下葉轉向全球主義之後，建構和維持全球性霸權體系，對美國至關重要。美國在最近百餘年間的經濟、科技、軍事等各方面的優勢及轉變為霸權國家，給美國帶來無限榮耀，但也因此進一步遮蔽了國家建構問題在美國的存在。不僅如此，它被用於證明美國的“制度優勢”，也使得美國在進入20世紀中下葉以後，完善內部政治制度不時會被忽略。

對此，美國內部不少有識之士早有深刻觀察，比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就提出美國是一個新社會，但卻是一箇舊國家。原因在於，主權歸一是現代政治區別於傳統政治的關鍵標誌，但美國的“三權分立”所造成的，乃是主權性質的權力分立。

在20世紀以來的霸權追求中，仍內置有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的國家建構追求，這是當代美國的最大政治現實。20世紀中下葉以來，國內和國際兩大目標同時左右了美國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哪一方面有閃失，都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大損害。但相對來説，塑造政治和諧、促進國家認同的目標，對美國來説更為重要；對外目標即霸權加持，很大程度也是策應了國內目標，有利於增進美國人的國家自豪感，進而強化國家認同。

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中，這兩個目標的實現曾有着比較充足的資源支持，它在很大程度建立在美國乃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化國家，因此在國內能夠做到為民眾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同時通過税收來推進很多福利措施、為化解國內問題創造條件，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的“新邊疆”政策、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構想等即是體現。

國家目標左右未來

美國當前不斷強化的社會撕裂和政治對立，正在反映和放大美國建國以來兩大目標追求間的不協調，這也表現在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政策訴求中。

從競選期間發表的觀點來看，拜登相當程度仍延續着20世紀中下葉以來的美國新傳統，意圖將國內目標的達成置於對外目標的實現中，這與特朗普追求的“美國優先”截然不同。後者標誌着美國從20世紀的帝國議程，又回到了19世紀的國家創建議程，而且不再認為“帝國”有利於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秩序護持。

特朗普的“轉身”所對應的主要現實，一是美國人口和宗教信仰結構的前所未有改變，傳統白人人口和新教信仰在可見未來將不再是社會主流；二是20世紀後期以來隨自身推動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美國已逐漸喪失以往在經濟、科技及其他方面的碾壓性優勢，這不僅使其霸權體系難以維持，而且倒灌為內政問題，改變了美國內部的經濟、社會結構，進而對國內治理和國家認同帶來嚴重挑戰。

過去4年間，特朗普政府給本就受損的美國全球霸權體系又挖掉了不少根基，這提出了一個待解難題：美國究竟該如何在兩大目標和追求中做出取捨？在衡量“特朗普主義”可能給美國帶來的長期性影響時，也因此需要有兩種尺度：一是對美國國內問題的化解和促進國內和諧；二是對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即通常所説的美國霸權體系的護持。

同時追求這兩種目標對美國來説已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特朗普未來4年繼續當政，可以想見美國霸權體系將會進一步自我瓦解，從不再是全球領導者的角度看，美國可能會遭遇失敗。然而，內政問題已是當前美國最需要解決的挑戰，如果未來可以扭轉美國已經出現的社會陷入瓦解、政治認同高度分裂的趨勢，這對美國來説仍是一種成功。

美國未來是重新走向成功，還是走向失敗，取決於美國未來對自身如何定位。未來的拜登政府如果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專注於國內製度建設，將有利於美國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相形之下，特朗普政府過去選擇以對外衝突的方式推進內政改良，在損害了美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國內的政治極化。

在“特朗普主義”已被證明受損大於獲益的情況下，美國需要為內政問題的解決尋找新的內外路徑，追求霸權目標已非美國所宜，但繼續作為並非唯一的領導型國家和為國際社會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可能會既利於世界也利於美國。（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