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成昊：打造“反華同盟”只會讓G7更衰弱

英國政府最近向印度、韓國、澳大利亞發出參加明年七國集團（G7）峯會的邀請。英國首相辦公室稱，這一邀請旨在“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合作，促進共同利益，應對共同挑戰”。雖然沒提中國，但不少媒體猜測，如果G7峯會明年擴容，中國議題料將成為重點議題之一。

英國早在今年5月就蠢蠢欲動，拋出G7加印度、韓國、澳大利亞組成所謂“民主10國”（D10）的概念，認為這一聯盟既包括傳統西方大國，又囊括印度、韓國等亞洲重要“民主國家”，探討的主要議題可以包括5G和關鍵產業鏈等，目標直指中國。這次約翰遜政府正式向三國發出邀請，一方面是為脱歐後實現“全球英國”、辦好主場外交添磚加瓦，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是在呼應擁有特殊關係的盟友美國，追隨其打造“反華聯盟”，試圖通過補充新鮮血液激活垂垂老矣的G7機制。

然而，G7以應對“中國挑戰”凝聚共識、壯大力量，不僅將繼續落伍於時代，還會進一步激化內部分裂。七國集團的前身是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五國集團，當時包括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此後意大利、加拿大加入，俄羅斯也曾一度加入成為八國集團。七國集團誕生的背景是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遭遇經濟困境，希望通過這一機制商討全球性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在一定時期內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然而，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的背景凸顯了G7機制的陳舊與無能。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遭到削弱，世界多極化趨勢愈發明顯，國際格局進入轉型調整期，“東昇西降”“南升北降”的態勢難以阻遏。面對國際格局新變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羣體性崛起的新現實，G7已無法代表國際社會主流共識，成為部分西方國家謀求私利的“小集團”。G7在今年迎接新冠疫情挑戰時更顯捉襟見肘，難以協調各國資源，更不願藉此聚焦亟需解決的全球性和地區性議題。而試圖以聯手對付中國為G7續命提供正當性，只會讓這一機制越走越偏。

以美歐為主體的G7集團裂痕四現、大廈將傾，其原因還在於雙方世界觀、安全觀、實力觀的“三觀不合”持續加劇。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根曾指出：“美歐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出現分歧，在權力、權力的使用、權力的道德上分道揚鑣。”奧巴馬執政期間，由於其個人政治理念與歐洲相似，美歐理念之爭似乎有所調和，然而自特朗普執政以來，這種觀念之爭再次凸顯。拜登執政後，美歐將再度走近，但“特朗普主義”的強大遺產以及歐洲業已形成的戰略覺醒，都無法讓美歐回到過去。G7內部“路線之爭”已成難以迴避的現實挑戰，而在此背景下的倉促擴員只會讓原有分歧與問題愈演愈烈。

近二十年來，西方內部的裂痕持續加深，西方已不是過去的西方，也難怪歐洲發出了“西方缺失”的聲音。一是世界觀不合。美歐對世界形勢的認知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極為負面和悲觀，在2017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表示，世界正面臨愈發激烈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博弈。拜登也不否認美國面臨的激烈競爭，只是必須調整特朗普簡單粗暴的競爭方式，重新迴歸以“伸手外交”為代表的“巧實力”。歐洲則依然認為國際合作是大勢所趨，希望通過升級版的全球治理重振國際秩序。

二是安全觀不合。特朗普政府的多份官方文件將中國與俄羅斯列為戰略競爭對手，認為大國競爭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主要挑戰，拜登團隊同樣不迴避將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競爭為主，輔之以有條件的合作。歐洲則認為全球面臨的主要挑戰仍是跨國性議題，比如恐怖主義、傳染病、氣候變化等，並不把地緣政治挑戰作為首要的外部安全威脅。

三是實力觀不合。在對國際形勢呈悲觀的判斷下，美國更強調硬實力，特朗普提出的強軍政策、以實力求和平均是這一看法的體現。拜登強調團結同盟和恢復美國世界領導力，也同樣支持保持美國軍事優勢，包括加強北約建設以及繼續推動優勢軍事資源向亞太地區轉移。硬實力明顯不及美國的歐洲更強調軟實力和規範性權力，認為應當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規制性力量，不能一味追求軍事實力。

由此出發，作為G7主要成員的美歐對如何與其他大國競爭的看法迥異。美國的主要目標是霸權護持，急不可耐地打壓一切有可能衝擊其霸主地位的國家。歐洲更多考慮的是自身發展所需的和平環境，秉持其固有理念和價值觀的同時照顧盟友的關切和利益。因此，在對華競爭問題上，二者將產生鮮明區別，美國針對中國的是體系性對抗，歐洲對中國則是在同一體系內的影響力競爭。

英國邀請的三個“印太”國家同樣各懷心思，讓這一臨時拼湊的聯盟在形成反華共識方面難上加難。韓國和澳大利亞都因與中國維持緊密經貿關係，很難在安全和科技領域甩開膀子與中國全面對抗，印度雖一度想利用美國“印太戰略”對接其“東進政策”，但也不願因服從美國而犧牲堅持已久的戰略自主。總之，G7不反思如何與時俱進，卻妄想通過擴員和反華來注入生機，恐怕只會弄巧成拙，在衰弱的死衚衕中越鑽越深。（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