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去世，華盛頓的“中國老朋友”越來越少了嗎？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 白雲怡 王雯雯 徐可越】美國知名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於當地時間20日在馬薩諸塞州的一間醫院去世，享年90歲。傅高義是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精通中文和日文。傅高義的逝世也引發中美兩國許多知識分子的擔憂和感嘆：美國理性、務實看待中國的政治圈和知識界人士是否越來越少？隨着美國更多少壯“鷹派”的崛起，中美關係又將何去何從？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21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這樣評價傅高義，“我們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做的貢獻”。今年12月1日，傅高義曾參加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表示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21日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認為，以傅高義為代表的一批年紀較長的美國“知華派”，基本是以歷史和文化角度切入，其目的是推動美國對中國的瞭解，以及中美之間的交流。

“他們對中國的研究，是從‘有些好感’或至少是‘好奇心’開始的，繼而更深入瞭解到中國的歷史變遷和社會變化。”刁大明表示，而與之對比鮮明的是，今天美國許多“少壯派”中國事務學者，研究中國的目的就是“幫助美國對抗中國”，他們研究中國的起點和基調從一開始就是“對抗”與“敵視”，而他們也將這一觀點和情緒傳導給了更多美國大眾。

“於是，隨着傅高義這樣一批老一代的中國事務專家，因年歲漸高而不可避免地離去，也自然引發了公眾對於‘理性的對華態度在華盛頓越來越失去聲音’的擔憂，尤其是在當下中美關係頗為動盪緊張的時刻。”他這樣表示。

2018年曾於傅高義在哈佛大學的家中採訪過他的一名中國記者對《環球時報》回憶説，兩年前，傅高義就曾對他感嘆，美國學者做中國研究更不容易了，“因為他們怕説錯話、出問題。學者之間談話沒有透明度，不能直率談問題，研究就很難做。”當時，中美兩國正值建交40週年之際，但卻在貿易、南海、網絡安全等領域頻頻爆發摩擦。

這名記者也曾問傅高義，“像您這樣的中國老朋友是不是在華盛頓越來越少？”當時，這名著名學者的回答是，美國年輕學者中希望中美關係向好的仍然有很多，“不僅僅是老一輩人”，比如自己的學生中就有很多，只是他們的研究環境變得更不容易了。

“他承認華盛頓現在對華有很多看法，但發聲的人未必都是中國專家，很多不瞭解中國的人也會出來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同時也希望中國能夠更加開放，為更多中美學者提供更多交流的機會。”這名中國記者回憶説。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員陳徵曾在2011年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與傅高義有過一次短暫的互動。她回憶起當時正對自己的博士論文充滿困擾，傅高義對她的指導讓她“大開眼界”，並讓她意識到中美學者在做研究時方法和思路上的巨大差異，“他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

陳徵告訴《環球時報》，她認為傅高義的離去是美國學術界的一次重大損失，也希望更多美國學者能像他一樣擁有對中美關係“冷靜、客觀”的看法，在兩國間發揮積極作用。“我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分為三大類：強硬派、温和派、第三種力量。傅高義屬於第二種，而拜登擬任命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則屬於第三種，他們強調競爭，但試圖避免軍事衝突等不可逆轉的風險。”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對《環球時報》表示，其實，像傅高義這樣的美國“温和派”學者依然存在，比如美國前資深外交官傅立民、美國智庫“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東亞項目主任史文等，他們對中美關係仍然保持公正客觀的立場，也在不斷髮表自己的意見，只不過在當下的中美環境下，他們的意見不夠響亮，沒有成為主流，但至少這些聲音並沒有消失。

“傅高義本人非常反對特朗普政府後期對中美人文交流設置的種種限制，因為這隻能使兩國互不瞭解日益加深。”陶文釗和傅高義本人有過多次交流，他表示，當下已被嚴重破壞的中美關係已不能僅靠小修小補才能重建，而是需要一整個框架，而在新框架的構建中，兩國人文交流需要扮演重要渠道，這也是拜登政府需要面臨的嚴峻任務。而對於中國而言，也應避免把説了一些“可能中國不喜歡聽的話”的美國學者直接貼上“鷹派”標籤，因為這樣會縮小中美學者交流、乃至中美整體合作的空間。

“儘管當下兩國關係非常糟糕，但是華盛頓仍有一種廣泛的共識，即我們必須找到與中國合作的辦法以避免衝突。”半年前，傅高義最後一次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曾這樣表示，儘管沒人希望這樣的局面發生，但兩國的確存在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而這將導致所有人的失敗。“美中兩國的歷史任務是塑造一個國際新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世界不會被分為敵對的幾塊。而找到這樣一種‘競爭而非打架’的共存方式，是美中領導人當下共同的歷史使命。”他這樣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