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瘤”壯大、階層裂變、政府失能……憤怒的美國靠什麼自愈？
如果説，2016年特朗普的當選使國際社會猛然意識到，美國社會分裂程度被嚴重低估，那麼，2020年美國大選則讓整個世界開始懷疑：一個如此分裂的美國還能否癒合？
2020年11月5日，警察在美國華盛頓白宮附近警戒。圖|新華社
造成這種分裂的原因，怎樣一步步將美國社會撕裂至此？
雙腳踏在世界最大經濟體土地上的美國人，為何對自身生存狀況感到如此不滿、憤怒，甚至絕望？
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曾讓美國人引以為傲的制度“自我修復能力”還能否發揮作用？
文 | 柯靜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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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和分配不平等
大選過去已一月有餘，國會兩黨就大選結果的合憲性分歧仍然嚴重，近四成美國民眾認為特朗普不應承認敗選，成千上萬的特朗普支持者仍在各地舉行抗議集會，甚至有17個州加入德州訴訟，指控四大搖擺州的選舉過程違憲。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德州動議理據不足為由拒絕受理這一訴訟，使得特朗普試圖通過司法程序推翻大選結果的前景愈發渺茫。
然而，引發本次大選僵持不下的根源卻遠未消止——國民階層分裂，已然成為紮在美國人心頭軟肉上的芒刺，將在今後每一個與己利益攸關的問題上引爆對立和爭端，尤其是在經濟衰退和分配不平等未得到改善的情況下。
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數據顯示，2019年美國實際GDP同比增長2.3%，GDP總量達21.43萬億美元，佔全球GDP比重為24.75%。
從份額來看，並無明顯變化，美國仍大幅領先其他國家；然而，與二戰後30年間年均3.7%的增速相比，1980-2019年間降至2.7%的年均增速表明，美國經濟正處於下滑區間。
隨之而來的，還有美國投資佔GDP的比重以及資本總體回報率的下降。2010-2016年間，美國平均總投資佔GDP的比重OECD國家平均值低9個百分點左右。相較OECD中表現較好的加拿大，差距高達20個百分點！
2020年6月18日，人們在美國肯塔基州法蘭克福排隊等待就業中心開門。
在此過程中，美國勞動者獲得的收益比例持續下降。1980-2019年間，美國勞動收入佔比從75%跌至60%以下。剔除通脹因素，底層勞動人民的收入水平與60年前大致持平。
讓人更加驚訝的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數據顯示，2014年開始，由於工作年齡段人羣死亡率的明顯上升，美國人均預期壽命曲線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偏離了其他富裕國家的發展方向。藏在這些數據背後的“元兇”，是自殺、藥物過量使用和疾病，是在經濟結構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進程中為數眾多的、被日益邊緣化的美國民眾中瀰漫着的深深的絕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占人口總數1%的精英階層身份和地位的固化和佔有財富額度的持續攀升。1965年，美國最大350家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年收入，是美國人均收入的20倍；到2018年，前者飆至720萬美元，達到後者278倍！
美國貧富差距已擴大至19世紀末“鍍金時代”以來的歷史最高水平，正在步入“1%的社會”——鉅額財富只在一個小圈子裏積累、流轉。被排除在外的，是被剝削嚴重的普通勞動者和消費者、是被阻滯的社會流動性、是停滯不前的民眾生活水平，是未能整體增進的國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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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刻意扭曲的真相
在一些別有用心之政客的故意誤導下，不少民眾將這個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於是，經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大幅升温，成為抵制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要力量，移民、工作外包、進口競爭，引發強烈關注，矛盾和仇恨情緒在整個社會蔓延。
那麼，上述理由真的是導致勞工階層工資停滯的根源嗎？以移民為例，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比吉特·班納吉在其新作《好的經濟學》一書中簡單有力地給出了答案：
“近幾十年的實證研究表明，當以10年以上的時間來度量時，移民對本地人工資的影響非常小，這與新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在1997年的發現基本一致。”
科技進步帶來的社會整體生產率的提升、貿易自由化背後的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給美國部分羣體和全球經濟帶來的增益也表明，全球化和科技變革本身本不應被視為問題的根源。
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能使生產力持續快速發展，經濟增長的“蛋糕“究竟能做多大？如何儘可能讓更多民眾跟上經濟結構轉型的步伐，經濟增長的成果能否在更廣範圍的民眾之間進行公平分配？
對此，在回顧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收入及財富分配的歷史之後，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指出，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對於整體生產率的增長和一國內與各國間不平等的削減起着關鍵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推動更進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仍是知識和技能的擴散。
顯然，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美國政府的決策出現了偏離，導致市場力量不斷集中。擁有經濟權力的人藉此攫取巨大超額利潤，並將觸角伸向政治權力，以鞏固這一畸形的獲利體系，削弱了創新和競爭水平，阻礙了知識和技術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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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後的反壟斷法滋養“毒瘤”
對於市場來説，不斷增強的市場勢力無疑是一個“毒瘤”。它削弱市場競爭水平，妨礙經濟增長效率，排擠能夠創造財富和提升整體國民福利的經濟活動，給社會帶來長久的負面影響。
【注：市場勢力，也稱市場權力，是指賣方或買方不適當地影響商品價格的能力。對於賣方來説，市場勢力也就是賣方的壟斷傾向。它是指一個人（或一小羣人）不適當地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
在如今的美國，這一問題日益凸顯。在1997-2012年間，有75%的行業出現市場集中度上升的情形。據估計，2016年標普500指數覆蓋的企業，其中的28家企業貢獻了全體企業利潤的50%。數據反映了市場集中度的持續攀升，擁有強大市場勢力的企業更有可能哄抬價格，擁有更大的攫取超額利潤的能力。
對於這一現象，從理論上來説，政府必須限制市場勢力的蔓延，努力恢復正常競爭水平。而這並不是美國第一次面臨此類問題——19世紀後期，美國曾遭遇市場壟斷加劇和不平等擴大的狀況。為解決問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國會陸續出台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等系列立法，從而限制市場勢力的擴張，打擊企業濫用市場勢力的行為。
然而，在以米爾頓·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看來，經濟本身就具有競爭屬性，政府不必過於擔心壟斷，並主張政府幹預市場的行為是沒有必要的，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
不幸的是，芝加哥經濟學派對美國政治和經濟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直接影響美國法院關於反壟斷問題的理念和立場。任何主張企業從事反競爭行為的個人必須承擔沉重的舉證責任，通常需要證明被告企業佔有很大的市場份額。
然而，現實是部分擁有龐大市場勢力的企業未必在特定領域佔據絕對市場份額。以亞馬遜公司為例，根據全球知名市場研究機構emarketer的最新預測數據，2020年亞馬遜電商市場份額或從2019年的37.0%提高到38.0%，繼續保持美國零售電子商務市場第一的位置。然而，即便如此，它在美國零售支出總額中所佔比例大致為6%左右。除了在圖書領域，亞馬遜佔據絕對主導地位之外，在服裝、食品雜貨等零售領域，市場份額並不突出。也因此，亞馬遜在這些市場份額似乎並不大的領域進行收購業務，很難被認定為構成壟斷。
時至今日，美國反壟斷法的重點仍在於通過惡意兼併和收購來創造市場勢力的行為，主要關注橫向合併也即同行業中生產工藝、產品、勞務相同或接近的兩個以上企業的合併，這種合併直接減少甚至完全消滅市場中的其他競爭者，削弱市場有效競爭水平。然而，卻對縱向合併也即處於生產經營不同階段但具有前後聯繫的兩個以上企業的合併，關注度遠遠不夠。事實上，縱向合併也可能會使一體化企業在經營的某個階段擁有壟斷力量，得以對最終產品市場實行掠奪性定價。
同時，法院過於偏重從一般意義上的消費者福利來分析對競爭的影響，這種短視，使得美國反壟斷制度始終未能跟上美國經濟和技術的前進步伐，使市場集中度得以不斷攀升。例如亞馬遜放棄短期商業利潤，以低於成本的價格維持運營，可能會被法院視為提高了消費者福利，卻並未注意一旦排擠出競爭對手，提高了自身市場勢力，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便開始實行掠奪性定價，給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帶來更加長期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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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加劇壟斷
反壟斷制度尚未與時俱進，經濟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開始大力助長市場勢力。
大數據使得谷歌、亞馬遜等科技巨頭公司輕而易舉地掌握個人信息，通過相關算法，洞悉客户的需求、慾望和情感，從而準確推測每個人的偏好。在此基礎上，這些公司不僅可以設計出更加吸引用户的產品，引導潛在客户進行消費，甚至可以判斷不同客户為相同產品願意支付的心理價格區間。擁有數據的平台開始恣意地利用這一資源。
2020年11月10日，在對亞馬遜歐洲市場8000萬筆交易和1億件商品進行採樣分析後，歐盟初步認定，亞馬遜平台上第三方賣家的即時交易數據會被反饋到其零售業務算法中。基於這些算法，亞馬遜做出推出何種新產品、如何定價和管理存貨、選定最優供貨商的決定。
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瑪格麗特·韋斯塔格表示，利用這些數據，亞馬遜得以銷售最暢銷的產品，使第三方賣家邊緣化，並限制後者的發展能力。
全球最大辦公用品公司美國史泰博公司（Staples）依據特定區域居民住所附近是否有與其類型相同的商店，對產品價格進行定位——若某一地區沒有同類商店，則會對訂單收取更高費用。
在這種格局下，那些無法獲取數據的企業，將毫無疑問地落於劣勢。
可惜的是，當美國數字巨頭在歐盟屢遭競爭政策干預時，美國反壟斷執法未能如歐盟那樣將政治和社會因素納入考慮並及時做出調整，依然偏重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
除此之外，較美國而言，歐盟對個人數據提供了更加強有力的保護。美國在這一執法領域的不足，導致其科技行業利用數據獲取市場勢力的現象迄今未能得到有效緩解。
後果可想而知：當企業可以利用數據輕易壟斷利潤時，自然會削弱其擴大生產投入和進行創新的動力，而傾向於將精力更多投放在鞏固市場勢力。與此同時，壟斷者的市場勢力會對那些普通私人企業的市場進入及其利潤回報率造成排擠效應，從而遏制社會整體的私人投資規模。
長此以往，壟斷利潤的增長必然會低於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利潤增長，中小企業、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都會在此過程中受到傷害，美國的經濟增長前景也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2020年4月28日，行人從美國紐約華爾街銅牛旁走過。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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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金融化的負面影響
1836年，“華爾街”一詞開始代表紐約資本市場。到南北戰爭結束之際，它已經成為美國資本市場的代名詞，與美國經濟的現代特徵相伴相生。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時，它逐漸象徵着美國作為一個經濟巨人的崛起。
在當時全部的54家上市公司中，有36家鐵路公司、5家煤礦企業、4家電報公司、4家郵政公司、3家礦業公司、1家蒸汽船公司和1家地產公司。工業股票一度成為華爾街的主體，而美國的工業化進程也在同一時期成為世界經濟史中的重要篇章。在此進程中，美國工業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華爾街的融資。
然而，19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逐漸偏離中介職能——將居民儲蓄從家庭轉移至利用率最高的企業，轉向能夠迅速產生收益的短期項目。每天數以萬計的貨幣交易和每年以數萬億為單位級別的衍生品交易總額，將不斷上升的世界貿易份額押注在越來越無意義的總量波動之上，龐大的利潤份額不斷流入金融部門的關聯交易，金融機構則忙於從貨幣價值的劇烈波動和資金轉移的過程中賺取收益。
英國知名政治家、經濟學家阿代爾·特納勳爵在其《債務與魔鬼》一書中提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十年裏，金融部門相對於實體經濟的體量越來越大。其佔美國和英國經濟的比重，在1950年至21世紀初增長了3倍。”
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並未讓美國銀行系統吸取多少教訓，銀行部門依然在發放抵押貸款攫取鉅額利潤的同時，儘可能地讓政府來承擔不良貸款帶來的風險。這讓人不得不產生懷疑：“大而不能倒”所引發的道德風險，終會在未來某一個時刻對人性的貪婪進行清算。
對於一味逐利的企業來説，在寬鬆貨幣政策之下近乎於免費的資本，使節約勞動力成為更具吸引力的選擇，於是，資本源源不斷地湧入金融部門，而非實體經濟。
2010-2015年間，美聯儲創造的貨幣中大約有62%通過銀行系統流向了財政部。剩下的部分中，超出65%流向了少數大公司。2007-2016年間，流向小企業的貸款比例從30.1%下降至18.5%。同時，初創企業的種子期投資也在逐步下降。
在這種大環境下，小企業生存空間愈發狹小，能夠吸納的就業規模持續萎縮，工人的生存環境日益艱難。
與這一現象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銀行業從業人員薪資並未受到明顯影響。CNN報道指出，從2000年6月到2007年6月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銀行業從業人員獲取了2.2萬億美元的獎金。在金融危機後的經濟衰退期間，據推測，這一數字飆升至5萬億美元。要知道，這一時期美國失業率已超過10%。
過度金融化帶來的惡果遠不止於此。實體經濟的增長和科技創新，民眾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國家對基礎研究機構的資助，依賴相當規模的資本投入，需要長期、穩定的規劃和政策支持。缺乏這些，必然會出現生產率和就業的停滯、經濟的衰退以及創新水平的削弱。
1970年代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工資的比例相對於資本（利潤）逐漸下降，便是美國經濟逐步脱實向虛造成的後果，也是實體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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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方面決策的失能
代際流動性不斷下降是經濟不平等惡化的重要表現。越來越多的數據表明，美國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正在經歷嚴重阻塞。在1960年代後，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只有30%的可能躋身於中產階級，躋身於前20%高收入羣體的可能性不到5%。
在諸多影響社會流動性和民眾生活水平的政策領域中，教育和醫療體制尤其重要。
美國國會曾稱，在教育方面每投入1美元，即可獲得7美元的回報。然而，這些年來，美國對該問題顯然不那麼重視。一份OECD年度教育指標報告顯示，2010-2014年，美國在中小學教育上的總支出下降了3%，人均教育支出下降了4%。同一時期，OECD35個國家的教育支出人均增長5%，其中英國增長32%，葡萄牙增長27%。
在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當今社會，生產越來越依賴複雜的技術，勞動力市場上高學歷教育的溢價明顯，與此相對應的是低教育水平人羣的機會匱乏。有數據表明，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在美國近1600萬個新增工作崗位中，提供給無學士學位者的只有300萬個，針對高中及以下學歷的工作崗位僅有5.5萬個。
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美國代價昂貴的醫療體制。與普遍承認醫療保健是基本人權的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步履緩慢。二戰前，美國實行工資管制制度，僱主不能隨意提高工資，因此另闢蹊徑，通過提供醫療保險等福利來吸引好的人才。美國企業逐漸承擔起僱員的醫療保險責任。
二戰後，美國原本有機會成為第一個現代福利國家。這一時期，因南方民主黨參議員的反對，杜魯門總統試圖推行全國醫療保險的努力最終付諸東流。1970年代後，美國企業面臨日益激烈的國外競爭以及醫療費用的急劇上升，便逐漸通過401K計劃將保險責任轉嫁至企業員工，導致美國社會保障網中私人出資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
【注：401K計劃是指美國1978年《國內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條K項條款的規定，是一種由僱員、僱主共同繳費建立起來的完全基金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它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成為美國諸多僱主首選的社會保障計劃。】
另外，製藥企業説服政府不斷提升藥品價格、延長專利和許可期限，並千方百計地阻止仿製藥品進入市場。這種做法在壓縮患者可支配收入、讓民眾更加不堪重負的同時，更有利於位於金字塔頂端人羣的財富積累。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國內法律制度中知識產權條款的設計以及新一代國際貿易協定中的相關規定，大大加劇了這重矛盾。例如，原TPP中生物藥品數據的強保護條款，便是將藥企的利益置於生命、創新和經濟可持續增長之上。
以上事實，均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場的侷限性——單靠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社會發展中的諸多問題，政府必須採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確保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加大對教育、基礎研究機構的投入，打造充分、有效的社會保障網絡，讓更多民眾能夠分享經濟繁榮帶來的果實。
然而，現實卻是：美國早已走上一條少數人依靠經濟權力集中來扭曲財富公平分配以攫取超額利潤的道路。要想改變遊戲規則，必須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然而，掌握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羣體不斷花大價錢對政府進行強有力的遊説，藉此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維護和鞏固自己的“地盤”。
以谷歌為例，2006年之前，它尚未支出多少遊説費用；到2018年，其遊説支出已高達2120萬美元，刷新了自己在2012年創下的1822萬美元的紀錄。谷歌表示，公司在2018年度第四季度展開的遊説領域涉及搜索技術、刑事司法改革、國際税改。不難看出，其遊説的重點在於希望政府能夠維持較低的税賦，保障其市場勢力。
總而言之，只要壟斷者利用市場勢力攫取超額利潤的弊端未被終結，美國經濟體制不平等的根源就將始終存在，中小企業、消費者、勞動者的利益仍會遭受損害，美國國民階層的分裂就難以癒合。若不能通過漸次的結構性改革化解矛盾根源，必將會迎來更加劇烈的爆發。
4年前，特朗普似乎給那部分失意的人羣帶來希望；4年後，美國的分裂依舊存在，甚至更加波濤洶湧。無論下一任美國總統是誰，都要面對這樣一個左右為難的局面。
然而，美國民眾在本次大選過程中多次發生的暴力事件表明，他們的耐心正在一點點地喪失，留給美國政府治癒撕裂的時間和空間，似乎已不那麼寬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