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深度】中西方抗疫“反差”，背後到底是什麼？

【環球時報記者白雲怡 範凌志 陳青青 劉欣 王雯雯】編者按：上週，在以“羣體免疫”方式抗擊新冠疫情著稱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罕見發聲，承認本國政策“失敗”。年關將至，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歐美更是迎來“大考”：法國總統突然確診，德國總理哽咽着請求民眾減少外出，英國緊急宣佈封城，美國18日以日增超40萬病例再度刷新全球紀錄。約9個月前，當中國成功遏制住疫情時，沒人能想到劇情接下來在西方發達國家會這樣上演。到底該如何抗疫，爭論一直存在，這很正常，但對於中國顯而易見的抗疫成果，西方一些人卻至今沒有勇氣認可，反而頻頻用“威權政府”“舉國體制”“剝奪自由”等帶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彙評頭論足。不過，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探究有效抗疫之道，思考危機下個人自由與集體責任的關係，反思西方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變。畢竟，傲慢與偏見帶來的代價是如此沉重，以至於愈發難以承受。

張莉的回憶，瑪麗莎的悲傷

2020年中秋節的晚上，武漢人張莉正在餐桌與廚房間忙碌着。她把香腸、臘肉一盤盤地端上桌，而在桌邊，丈夫與孩子正在閒聊，欣賞她白天在户外拍攝的照片。自春天張莉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後，這樣普通的場景已一度很久不曾出現。“經歷了死亡邊緣的掙扎，經歷了封城、隔離，如今我能在户外散散步，大口呼吸新鮮空氣，和家人一起過節、吃頓團圓飯，就已經很快樂、很知足。”張莉對《環球時報》記者説。

而遠在大洋彼岸，美國人瑪麗莎·斯奇比利亞的感恩節卻籠罩着悲傷的灰色：她的父親因新冠肺炎而離世，再不能和家人分享火雞與南瓜餡餅。“在我們的餐桌上，他的位置從此將永遠空空如也。”瑪麗莎對着CNN的鏡頭講述道，“我情願餘生的每一刻都戴着口罩，假如這能讓我的父親回來。”

擁有類似經歷的張莉和瑪麗莎有千千萬萬，而她們背後是中美抗疫截然不同的路徑。張莉直面新冠病毒的一刻，正是除夕夜。那天下班後，她有些發燒，但直到進醫院前，她都不相信新聞裏反覆提到的那種病毒會跟自己有瓜葛。而醫院裏人山人海的場景也嚇到了她：“有的老人甚至抱着被子來，以便在漫長的等待期間可以找地方躺一躺。”

那段日子是艱難而慌亂的。由於醫療資源嚴重短缺，張莉暫時無法住院，只能在自家一個空房子裏自我隔離。“那是32樓的一處房子，上下幾層都沒有人住。一到夜晚，整個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個人。”她回憶道。最絕望的是一天晚上，張莉發燒到39攝氏度，打電話叫救護車，卻被告知前面有超過500人在等待。當時，她設想了最壞的結局，甚至寫下一封遺書，隨時準備發給自己最好的朋友。“我沒有發給愛人和孩子，是因為怕他們無法接受。”她説。

好在轉機很快到來。2月8日，張莉在電視上看到，武漢開始建設方艙醫院。不久，她和其他十幾名患者一起被接到武漢體育中心改建的方艙醫院。“我記得那天武漢飄起了雪花，但卻是我心裏最踏實的一天。”這名武漢女子回憶説，最讓她感動的是那裏的醫護人員——為了不浪費珍貴的防護服，他們每天超過十個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有的護士甚至穿着尿不濕照顧病人。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是上半年在抗疫一線戰鬥過的醫生。他對《環球時報》記者總結説，要切斷傳染源，僅靠醫院是做不到的，防治傳染病需要行政力量的強力干預。他説，武漢最初也採取居家隔離模式，但很快發現無法切斷傳染鏈條，於是開始嚴格封鎖、禁止出門，後來又建了方艙醫院。三四月份時武漢新增病例大幅度下降，要歸功於“沒有任何死角的管理”。“當時的管理非常嚴格，甚至從某種程度上説是嚴酷的。但這又是必須做的。”

有觀點稱，中國的抗疫模式是一種威權政府行事方式，無法為民主國家所模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紐約時報》11月的一篇文章稱，中國所代表的嚴格管理和科學支持的方法在韓國、日本、新西蘭等民主國家被證明行之有效。不過，該文同時用“極端共產主義模式”來形容，稱前述地區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自由。

事實上，在武漢的疫情得到控制後，當其他地方再度出現少量感染病例時，中國的應對方法立即調整為迅速的大規模檢測外加通過手機和軟件追蹤，以便及時發現並隔離感染源，進而使各地的感染率控制在接近零的水平。像今年年初那樣的大規模封鎖，之後再未出現，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很快恢復正常。

“我很高興現在在中國可以放心地出門吃飯、逛街、見朋友。我也不認為戴口罩、採取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是對自由的限制。”張莉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她認為個人自由和對社會集體的責任應該是相伴相生的。

聽美國人談“自由”與“責任”

與中國為遏制病毒傳播採取的聲勢浩大的行動不同，美國特朗普政府一直把保持經濟開放作為首要任務，被認為在實質上放棄了對疫情傳播的控制。然而，事情並未沿着美國決策者預想的軌道發展下去：美國不僅成為全世界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經濟增長也不理想。據路透社援引102位分析師的調查，今年美國經濟料將萎縮3.6%。

眼下，聖誕將至，許多美國人心頭依然蒙着一層陰影。科羅拉多州的凱蒂·斯托達德還記得父親最拿手的節日食品——青菜玉米布丁，但今年她吃不到了，因為老斯托達德今年4月在感染新冠肺炎住院一週後病亡。“一切都太快，出乎我們的意料，”凱蒂對美國媒體説，“當時，我們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場疫情的）嚴重性。”

凱蒂還記得在父親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只能通過一名護士拿着的手機與父親説“再見”。她的母親更痛苦和艱難，她原本計劃和老斯托達德在感恩節慶祝結婚紀念日。“所以，現在每當看到有人還不把病毒當回事，我就非常生氣。因為你影響到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健康，還有別人的。”凱蒂説。

無奈的是，一條條生命的離開以及經濟的下滑，依然未換來預想中的自由。比起凱蒂，在洛杉磯居住的電影製片人格林沃爾德算是幸運者，他和家人的感恩節晚餐在户外進行。“食物依然美味，氛圍卻怪異淒涼，”格林沃爾德説，太陽落山後，氣温很低，但一家人只能待在户外，只為減少傳染概率。“我們相互之間都離得很遠，用消毒劑擦了無數遍桌椅，每個人像吃自助餐那樣只端自己那份飯菜。”他對《環球時報》記者描述道。

可惜的是，並非所有美國人都像格林沃爾德這樣遵守防疫規定，這也引發人們對“節日季”之後病例再度大幅增加的擔憂。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儘管美國疾控中心已勸説人們不要在節日期間旅行或集會，仍有超過300萬美國人預計將在聖誕節期間乘飛機出行。

“很多美國人把自由定義為‘有權做出個人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或其他機構告訴我們該怎樣做’。在這場危機中，這種觀點並沒有為我們的國家帶來什麼好處，它非常短視……在這場疫情中，我們完全缺乏國家層面的領導。”格林沃爾德説，“我認為，自由也意味着同時要為整個社會的安全承擔一系列道德責任。可悲的是，這並不是今年以來美國人普遍的價值觀。”

“在中國，人們如今可以自由出行，想去哪裏就去哪裏……我們美國人被告知，中國人現在享有的自由是以服從一套嚴苛公共衞生政策為代價的，只有‘威權政府’才會制定此類政策。”11月下旬，美國研究中國公共衞生的學者艾拉娜·尤瑞斯基撰文總結説，實際上，中國擊敗新冠病毒靠的是科學和有力的公共衞生措施，這離不開中國經歷過類似疫情的經驗。

公共衞生專家黃嚴忠認為，中國自身的舉國體制和強大動員力，再加上對專業人士意見的尊重，是抗疫效果好的重要原因。“至少在新冠病毒的應對上，是很需要這樣一種‘中央政府統一決策、各個部門互相協調’的機制的。”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説。

中國怎麼做都是錯？西方的“悖論”

在許多中國學者看來，中美不同抗疫路徑折射出的是兩國迥異的治理模式和社會權力格局，因此，中國對疫情的成功控制也自然而然地讓國民產生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大多數美國學者則認為，是特朗普政府的無能，而非某種制度上的缺陷，才導致美國今天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把美國當前的困境僅歸咎於特朗普政府是一個錯誤，因為它們已經累積了很久。”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馬凱碩此前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分析説，美國在這次新冠疫情中暴露的問題或許可以在上世紀的“里根-撒切爾革命”找到根源，美國的關鍵政府機構和專業機構被嚴重削弱，導致處理社會危機和健康危機的能力受到嚴重限制。“正如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所寫的那樣——‘政府正緩慢而痛苦地脱水——政客們只對貶損各個機構有興趣，而不尋求將它們現代化。官僚程序龐雜煩瑣，公眾看到了自身利益與精英羣體利益之間的巨大差距……’”

“把一切都歸結為制度未免太簡單化。不是所有的威權主義（國家）都比民主國家更成功。”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次美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表現糟糕，是由於疫情成為過去四年美國政治體系嚴重缺乏領導能力的一次“大考”。他認為，當拜登政府採取更積極明確的抗疫策略，並輔以疫苗的幫助，美國有望在未來6個月內控制住疫情。

不管怎樣，人類與病毒的這場戰爭還遠遠未到結束的時候，中美兩國在這一維度上的“各自表現”也在繼續。“對新冠疫情的應對，包括疫苗競賽，是一場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競爭，它包含了這一名詞所暗示的所有元素——包括兩個都不想打仗的國家可能進入一場災難性戰爭的風險。”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這場不同制度間的競爭，以及它對美國將在世界上所處位置的影響，都將產生深遠影響。“美國陷入了困境，再多言辭也無法掩蓋這一點，”艾利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説，“然而，從歷史上來看，民主國家一貫對挑戰反應遲鈍，尤其是美國。但一旦它們的注意力集中了，反應就可以非常強大。”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看來，新冠疫情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前主要是國際體系問題，現在更多體現為體制、文化，它們在影響中國的形象與競爭力。“我注意到一個‘中國悖論’現象的存在，比如把中美對疫情的應對倒個個兒，即如果中國上千萬人確診感染、幾十萬人死亡，會有什麼樣的反響？西方肯定會説中國不重視人權。現在中國疫情應對的好，他們又説這不算什麼，是舉國體制的作用。”王義桅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反正對他們來説，中國什麼都是‘體制的問題’，美國什麼都是‘特朗普的問題’。”

王義桅表示，這種“中國悖論”在其他方面，包括全球化造成的問題上也有體現。他認為，無論從宗教、政治制度、經濟體制，還是文化與個人思維觀念看，在這個從工業化向數字化轉變的時代，西方有點不適應了，一些人拼命指責中國，表面是“中國悖論”，實際上是“西方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