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遙：以什麼樣的中美關係緬懷傅高義教授？

2020年歲末，傅高義教授離開人間。想起當年在哈佛大學聽他講課、與他交往的師生之誼與人情點滴，不甚感傷，無限感懷。

傅高義的學術生涯始於195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社會關係——而非漢學、歷史學、國際關係——才是他賴以立足的研究起點。1963年，他以驚人的速度學會日語並出版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引導西方讀者理解家庭關係在東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特殊角色。恰在此時，學界開始反思美國政府自1949年以來的對華封鎖，面對國際關係變局帶來的學術轉機，傅高義專程前往香港地區收集並研讀《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以及各種各樣的中國外宣資料，再次以驚人的速度學會了廣東話與普通話，並最終出版了其第一部研究中國的專著——《共產主義下的廣州》。

傅高義的成功得益於其敏鋭的思維觸角、出色的語言天賦、勤勉的研究功夫，對此我深有體會並受益匪淺。回想當年在哈佛大學公派參加“中美富布賴特聯合培養博士項目”時，我的論文選題《新中國對外宣傳史》有幸得到傅教授垂愛，他不但幫我申請了費正清中心的研究課題，且每兩週一次在自己家中為我指導論文。正是在他家的起居室，我第一次見到了麥克法夸爾、裴宜理、史景遷等漢學大家，給他們彙報論文既使我受寵若驚，更使我結舌語塞。同樣在那間起居室，當時年輕氣盛的我也常與傅教授發生爭論。比如，針對一度陷入僵局的中日關係，他提出關鍵問題是“中國近年拍攝了太多抗日影視劇”，我則堅持此話顛倒了因果關係——就道歉與諒解而言，唯有施害者多説，受害者才能少言。幾次不歡而散之後，我們兩人都做出調適，傅教授開始更多談起學術之外的人生點滴——那個豐富而真實的人情世界才真正促使我們產生了共鳴。從他那裏，我第一次聽説了費正清弟子之間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特別是在費正清去世前後，為何並非嫡傳弟子的傅高義受命接過了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掌門衣缽。我第一次瞭解到基辛格在哈佛大學評職稱的煩惱波折，他因組織官員參加國際關係研修班而積累了人脈，同時卻也因此在校內受到排擠並多年沒有評上教授。傅教授並非炫耀往事，而更像是一位老者對年輕人的告誡——做學問苦，做人更苦；搞國際關係難，搞人際關係更難——不論中美，不論在哪個國家，人類的一些問題是共通和永恆的。

不妨説，與基辛格相似，傅高義教授既目光高遠、能夠捕捉歷史大勢，也長袖善舞、具有學術外交之志。傅教授從來都是恥於在書齋裏空談外交的，認為“入世”何嘗不是一名學者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大多數國人認識傅高義，要只到2013年其皇皇鉅著《鄧小平時代》出版並暢銷，然而他對於中美關係的實踐性貢獻卻遠遠不止於此。冷戰結束後，面對西方日益盛行的“中國威脅論”，他高聲力主中美合作，呼籲美國應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97年，正是傅高義牽線穿梭，促成了江澤民主席訪美期間赴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傅教授曾不無得意地對我説：雖然沒見過鄧小平，但自己算是與新中國兩代領導人結緣了。我則回應他“何止兩代”，當年江主席演講之後親手送給他的國禮，恰是一整套《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縱觀千年中國歷史、橫跨萬里大洋兩岸，傅教授的學術人生當可謂圓滿二字了。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2020年以來美方宣佈停止包括富布賴特項目在內的對華人文交流機制。眼下斯人已逝，傅教授已無法在新年履約參加由我主持的關於中美青年交流的視頻研討了，然而他的觀點與聲音卻必將繞樑迴盪：美中聯繫緊密，難以人為分開。在為拙著《新中國對外宣傳史》提筆賜序時，傅高義不斷回望自己的老師——費正清，回顧他二戰時作為駐華外交官有幸結識周恩來和龔澎等中共黨員的人情緣分，而正如費正清先生的名言：中國是不能僅僅用西方術語的轉移來理解的，它的政治必須從它內部的發生和發展去理解。撫今追昔，正如王毅國委兼外長強調，如果試圖把對華政策定位在改造甚至顛覆中國，不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必將撞上南牆。

傅高義當然首先是一位熱愛自己祖國的美國學者，但同時也真誠願意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即便他對中國的認知並不能説沒有任何盲點，但他傾盡一生為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瞭解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配得上“中國人民老朋友”的殊榮。相信中美兩國各界能夠秉持傅高義教授的遺志，早日搬掉阻礙兩國人員往來的各種“絆腳石”，促使兩國儘早朝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正確方向大步前行。（姚遙  外交學院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