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中美關係呼喚傅高義式知華派

12月20日，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學者傅高義先生去世，這引發人們對美“知華派”羣體的再次關注。人們在哀悼的同時也在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美國新老“知華派”人士的區別到底在哪裏？

首先，老一輩“知華派”大都有在中國進行學習、遊歷和交往的豐富經歷，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有着系統深刻研究，並在對華政策討論中堅守求真的“士人精神”。

在中美關係不同的困難階段，沉浸中國問題研究數十年的費正清、鮑大可、傅高義等都堅持着學者操守，支持構建穩定積極的中美關係。前兩者在冷戰頭20年裏儘管遭受美國國內極端反共勢力的詆譭，但始終主張與華交往的重要性。在上世紀60年代美對華政策大討論中，他們的理性權威聲音對塑造美改善對華政策輿論與政治氛圍作用顯著。在隨後數十年裏，他們堅持美對華接觸主張，在政策羣體中始終較具影響力。

傅高義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研究，切實糾正了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諸多偏見，令相當數量的西方人對中國內外政策意圖與實踐有了平衡客觀觀念。之後的奧克森伯格、李侃如、蘭普頓等“知華派”繼承了前輩冷靜務實看中國的風格，強調以共同利益界定彼此關係的重要性。紮根於歷史看中國，大致是這個羣體的共性。儘管他們大多或過世或不再活躍，但當下與他們觀念相通的人士如費立民、江憶恩等人依然時常發聲。

其次，儘管當前較活躍的“知華派”人數較多，但在涉華輿論與政策塑造中較具影響力者，大多是那些以意識形態異同與霸權興替邏輯將中國視為對手的假“知華派”羣體。他們大多缺乏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縱深理解，往往以美國作為“山巔國”和“霸權國”的邏輯強行解釋中國政策。

他們反覆鼓譟論證的“中國威脅論”，與美政府近數年對華戰略競爭政策基調相當默契，這些假“知華派”在政策圈中很有市場。當下美國“知華派”人物中“騎牆派”也不在少數，他們比較瞭解中國，但在覺察美國對華政策國內氛圍轉變方面有高度靈敏，及時相應調整其政策主張，白邦瑞和沈大偉堪稱典型代表。接觸還是戰略競逐，他們會根據美國對華政策大形勢及時做出“調整”，這些人在美對華政策討論中從不落伍，始終處在“潮頭”。

近年來，美國國內對華政治中“逢中必反”的氛圍不得不説與此類“知華人士”盛行有關聯。當下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和中美關係多傾向於數據模型或理論分析，某種程度上脱離了對中國鮮活文化與歷史傳統的深刻把握，冰冷數字處理與預定結論論證，導致其很難理解中國的複雜性與中美關係塑造的多樣性。歷史分析受冷落，很可能會成為美國年輕一代“知華派”的通病，這或許導致其對中美關係形成固化認識。

第三，歷史地看，假“知華派”當道，真“知華派”靠邊，幾乎成為美對華重大決策進程中的通病。

1944年至1945年，美國駐延安“迪西使團”成員普遍建議美決策者採取與中共合作政策，這被當時的美駐華大使赫爾利拒絕，直接導致美對華總體政策喪失了靈活性以及隨後的對華政策大失敗；1950年初諸如謝偉思、戴維斯等美國國內對華極富洞見力的“知華派”遭受清洗，直接帶來上世紀60年代美對東亞政策的大失敗。近年來，理性客觀對華見解被屏蔽，扭曲極端對華觀念在泛濫，我們不希望看到美對華政策失敗再次重演。

理性客觀的“知華派”人士有些失勢，這的確很不幸。客觀而言，傅高義的去世對中美關係而言是個不小的損失，但越是處於關鍵轉折時期的中美關係，越需要呼喚湧現更多“傅高義式”的真“知華派”，以抑制當下美國不健康對華政治氛圍的擴散。（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