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波：對華打意識形態牌折射西方焦慮

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在近20年來一直維持着比西方更高的水平，美歐一些頭腦中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政治人士不斷藉機製造“中國威脅”論調，但由於中國與美歐國家之間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這種論調過去的影響力有限。在特朗普總統上台後，美國對華關係逐漸由“接觸與競爭”走向“全面競爭”；突發且仍在持續的新冠疫情令美歐等西方國家從政治到經濟再到社會，都受到近百年來罕見的衝擊，西方政客出於政治利益考慮頻頻“甩鍋”中國、抹黑中國。這兩個因素，讓那些對東西方意識形態鬥爭有“執念”的政治人士似乎又看到了機會。

衝突擴展到意識形態

《澳大利亞人報》和英國《每日郵報》等媒體不久前報道稱，一個包含195萬中共黨員信息的數據資料，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所獲。荒誕又可笑的是，其中一些黨員在西方留學後在駐華領館和外企工作的信息，竟然被西方某些政客和媒體炮製出子虛烏有的與“間諜”掛鈎的故事，認為是中共黨員對西方的“大規模滲透”。坦率地説，將中共黨員的身份和情報人員的身份做簡單一致性的理解，完全可以用“草木皆兵”來形容了，無根無據地如此慌亂出牌，內心的焦慮全寫在了那些西方政客的臉上。

IPAC便是這一荒誕劇的始作俑者之一。該組織主要由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反華議員組成，這個專門關注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活動的組織通過推特發表聲明説，將推動政府和公司回應如何在面對滲透時保障它們的價值。很顯然，這是對美國抹黑中國共產黨“打意識形態牌”戰略的又一積極響應。

當美國政府宣稱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高額關税之際，有人認為，中美之間只有單一的利益衝突，不會扯上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事實證明，這是對現實發展的複雜性有所低估。上述荒誕劇的“上演”，進一步説明，在那些西方狂熱的意識形態保守勢力的鼓譟下，中國與美國及部分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不只是表現在具體的利益層面，也開始表現在意識形態層面，兩者正越來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過去蟄伏的原因

從理論上説，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總是與特定社會的經濟與政治狀況相關，服務於特定的社會集團的利益訴求。因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是一種客觀的存在，過去一段時間它不突出，既有主觀因素的影響，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冷戰結束之後，意識形態因素在中西方關係之間的確出現了淡化的趨向。這種淡化，主要反映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暫時性勝利。因而，這種淡化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現象。不過，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社會主義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其實從來不曾走遠，只是有所蟄伏而已。

當下在西方輿論場意識形態衝突的上升，與其説是西方“反共基因”和冷戰思維的復活，倒不如説是西方對自己的意識形態統治地位的憂慮。2018年2月17日，德國時任外長加布里爾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稱，中國努力想成為的“另類體系”，並不符合西方對自由世界秩序的想象。“但是當自由秩序的構架開始瓦解時，別人就會開始在自由世界這座大廈的地基上打樁。”這個濃厚的意識形態論調，就是對這種擔憂的集中註解。

西方一些政客此時大打意識形態牌，既反映為對中國“總體性壓制”的努力，也折射出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正走出低潮的敏感。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有識之士在一二十年前就對此做出正確預測：“中國已經開發出把自己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巨大能量，在20年左右的時間內，它可能成為在國際地位上僅次於美國的國家。這將象徵性地代表着這個國家將要完成的完整循環：從清代的頂峯，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磨難，回到擁有近乎獨一無二的權力和地位的位置上。”

對現實要有冷靜認識

在西方一些人看來，中國除了謀求世界中心地位之外，還藴含着對社會主義復興的籌劃，由此產生了雙重焦慮。這一焦慮產生的根源值得剖析。物質力量對比的變化不僅會帶來思想力量對比的變化，與此同時，冷戰結束之後的經濟全球化在深入塑造一個資本世界的同時，也釋放出越來越多自我否定的因素。這就不可避免地和新的全球化因素的不斷生成辯證統一起來。形勢比人強。正是基於這兩個方面的統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內在包含着21世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不僅預示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狀態擺脱的可能性，還預示着新的文明類型創造加速的可能性。

對未來的樂觀，一定要和對現實的冷靜結合起來。因為我們依然面對的是“西強我弱”的現實條件，意識形態矛盾的上升，既提出了戰略上正確把握的任務，又提出了戰術上正確應對的要求。

從戰術上看，意識形態衝突主動權的獲得，必須以徹底性的原則實現對思想問題的解決，不能模稜兩可，莫衷一是。對於眼下導演這出荒誕劇的美西方極端政客的醜惡用心，應有理、有利、有節地加以回擊。在意識形態的傳播形式上，需要更多地從傳播效果出發考慮傳播技巧水平的提升，傳播話語體系應更多地從大眾和全球的視角加以完善。

從戰略上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需要從理論上不斷豐富與發展，使之愈加成熟；更為重要的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價值原則推動一個個中國問題的切實解決，抗疫鬥爭的成功實踐證明，卓有成效的行動比“言語之爭”更為重要而有力。（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